錢穆：一代儒宗，最後的大師

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镠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1960年，耶魯大學把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了當代大儒錢穆，他們這樣評價說：“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人稱為當代最後一個大儒的人，卻沒有任何文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

“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閑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錢穆小時候身體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親都英年早逝，他一直為自己健康擔憂，一次從一本日本書上看到講究衛生對健康長壽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從此每天起居有恒，堅持靜坐散步，記日記，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長壽的秘訣都歸功於有規律的生活。

從1912年起，在十年半時間內，錢穆輾轉四所學校任教，讀書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1923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錢穆對錢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憶說：“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錢穆終於找到自己的治學門徑，專治儒學和史學，自稱“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學概述·序》）錢穆之所以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研究對象，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當時國人包括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信心，對儒家文化更是主張全盤否定。錢穆對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聽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裏，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後來治學的動力，“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中國文化精神·序》）在無錫三師時，錢穆已經完成《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其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學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來造訪，打開“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車上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認為該書“體大精深，乾嘉以來，少有匹矣”。

錢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通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論語》、《孟子》不僅是儒學正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此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余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遍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學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原俱主康說，亦即在秋後停開，開大學教學史之先例。”（羅義俊）

錢穆後來到北大任教，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孔子早於老子，他卻認為老子早於孔子。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他也毫不掩飾，經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裏哪裏錯了。當時胡適聲譽日隆，敢於這樣批評他的在北大也僅錢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務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認為錢穆有多年中學教書經驗，希望他與自己合作主編。能與胡適一起編書，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錢穆卻婉言謝絕了，認為兩人對中國文學觀點大相徑庭，一起編不合適，最好各人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胡適沒想到他會拒絕，氣得拂袖而去，從此兩人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