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教授的教授”（第3/5頁）

“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陳寅恪講課時，秋冬穿著厚袍加馬褂，春夏則常穿藍布長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講佛經文學、禪宗文學課用一塊黃包袱布包著，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著。一高一下吃力地抱進教室，從不假手助教。不變的只是他的裝束，而他的課卻總是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在習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凡西洋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有新發現者，逐類引證。所以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備受啟發。

陳寅恪課上得很精彩，吳宓也常去聽，稱其“字字精金美玉”。據1927秋才被研究院錄取的第三級學生藍文征回憶，“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一定來聽講，助教來，朱自清來，北大外國教授鋼和泰也來，其他大學部的學生教授不來，因為聽不懂。”

北大知名教授季羨林曾回憶說：“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1929年，陳寅恪改任清華學校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他上課，一般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很多北大學生從城裏花四五十分鐘時間坐車也趕來聽，有些教授也來旁聽。因他常能為人釋疑，所以清華園裏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當時聽課學生梁嘉彬見清華“文學方法”及“歐洲中古史”課的教授孔繁也常到講堂旁聽，課下與同學笑曰：“寅師為太老師矣。”

陳寅恪講學重內容而不拘形式。上課從不點名，從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考察學問的最佳方法。有的學生要求他以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謂：“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新的見解，否則亦無益處；最好同學於聽講及研究後，細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功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當然，同學們大多不敢采取此種方法，因為所提問題如被認為不聰明的話，面子難堪。”

抗戰結束，清華恢復。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歷史系主任雷海宗來看望寅恪，見他體弱多病，雙目失明，便勸他暫不要開課了，先休養一段時間，搞搞個人研究。陳寅恪馬上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麽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於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麽能光拿錢不幹活呢？”

陳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學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講授南北朝史、唐史幾十次，每次內容都有新的，側重也並不完全相同。他備課講課又極為認真，絲毫不苟，一字之誤，都不放過。每講完一次課，他都極為勞累。

陳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認為應做之事、平常之事，這就是“怎能不幹活”的深刻涵義。在1929年5月寫的題為“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一詩中，他寫道：“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天作之合，情深意篤

陳寅恪對愛情的言論很有趣，他說愛情有五等。

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