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第3/3頁）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紛裏面，王既兼各項“采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economic czar）（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制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沖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而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沖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地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理征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舊唐書》說他“京城邸第田園水硙盡上腴”。《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衰”，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裏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布。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系，事實顯然，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艷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