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之禍”的真面目（第3/3頁）

綜合以上的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遊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遊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為土地占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不能繼續，稅制也放棄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征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屋地產）、除陌（在預算裏強迫節扣）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代言，藩鎮誠然為患為禍，然則他們在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為新兵制和新稅制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留後）也要部下推戴。其為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制度的統籌支配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銳的部隊（e'litecorps）稱為“牙軍”，將他們統禦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之州輻射的布及於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辦理，大致仍采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成為一種體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國”的歷史的演進中，曾產生推陳出新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