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第3/3頁）

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後為遼人稱為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907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920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於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後又將太祖所設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百官志所說“北衙不理民”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帳族”編為“宮衛”及“行營”。漢人則稱“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斡魯朶”（宮）。

在這種體系之下，有遼全國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契丹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志所說“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與之相較趙宋采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裏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處。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衣和帳幕有“數萬段”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從各種跡象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宋史》稱986年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許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1004年澶淵之盟既成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余，也同時停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可是契丹采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遼史》兵衛志裏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裏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的原則。1004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蕭太後主持（契丹後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但是當日遼軍由遂城取安國經過冀縣永年展開於清豐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裏，後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preemptive）的姿態，沒有與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重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於沈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覺得幾百千年歷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