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第2/3頁）

他去世之後他的子孫滅金，進兵於伏耳加河，毀莫斯科城，占領基輔（Kiev，烏克蘭首都），侵入波蘭、德國東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歐發展的時候，1241年年終大可汗窩闊台在蒙古去世，根據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孫都要東返選舉繼任的大可汗。西歐於是才松一口氣。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1241年達到最高潮，以後再未卷土重來，當時認為奇跡。現在從各種跡象看來，則是蒙古人發展過快，占地過廣，成吉思汗的子孫繁衍過盛，他們的大帝國無法固定的統一，各汗國也受本地風俗習慣政治經濟力量的影響。各王子與軍官已經失去無目的的不斷征伐之興趣。

可是我們講到這裏，也會遇到技術上不少的困難。以上到底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抑還是中國史與世界史上相銜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雖然采用遼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勸阻，沒有將華北“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他到底沒有對中原的文物感到興趣，燕京則被他破壞。即算今日我們應當尊重少數民族對歷史的貢獻，也到底有限度。我們是否能把這樣一個草莽間的人物以征伐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當作民族英雄看待？

鐵木真或成吉思汗之為元太祖，只因為他孫子忽必烈在中國開創了一個元朝，是為日後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為“聖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廟之後，才援例稱成吉思汗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寫成一個中國史創業之主。以“夜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懷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詞，修正了他的個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稱為yasa也音譯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說這法律“涉及任何情況，在每一種情形之下，都有處置的條例”。《元史》雖提及“紮撒”，始終沒有解釋是為何物，倒又盛稱“至元新格”和“風憲宏綱”等中國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僅是東方之主，也是西方三個汗國（即在中亞之察克台汗國，波斯之伊兒汗國，和俄羅斯之金帳汗）的元首，其產生由皇室會議之稱“忽烈而台”（Khuriltai）者選舉，《元史》也未說及。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即帝位，顯系違反家法，因為當日皇室會議已公推他的胞弟阿裏不哥（Arik-buga）為大可汗，茲後兄弟還用兵四年之久，而《元史》裏面的“世祖本紀”只描畫上一段“諸王與大臣勸進，帝三讓，諸大臣固請”的傳統公式。可見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為世祖，成吉思汗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殺史實，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寫為中原的漢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還可產生一個現實的國際問題：蒙古人不僅分居於內外蒙古，也仍在蘇聯境內保持了Buryat和Kalmyk兩個自治共和國。一般說來，這四個地區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為民族英雄。蘇聯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撐腰，一方面卻又不準許外蒙頌揚成吉思汗。美國作家Harrison Salisbury說：“愛國的俄國人恨著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還是昨日情事。”還有一些蘇聯人罵起13世紀的蒙古人來，索性把20世紀的中國罵在一起，還憧憬著一個“黃禍”的面貌，在歐美各處宣傳。其原因則是成吉思汗所建四個汗國兩個在今日蘇聯境內，而尤以金帳汗國（Golden Horde）轄莫斯科及基輔，盤踞了這個地區近兩個半世紀（1240—1480），很多蘇聯人不僅以為羞辱，而且因此歷史的發展阻礙了俄羅斯向西方的接觸，成為日後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書站在今日中國局勢業已明朗，在一種雨過天青的情形下講解歷史（見“開場白”及“澶淵之盟”的首段），則用不著竄改史實，也無須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國史。如列入世界吏，我們可以揣想雖在13世紀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幹旱的地區就已達到了當日生活方式所能供應之人口的限度，因之產生內外的不平衡，才鼓勵蒙古人以他們原始而粗蠻的謀生方式向外發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經發動這種運動，則不知如何住手。如果這題材列入中國史，則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場的背景，不是其實質。

至於我們想確定元朝在中國歷史裏的地位，則我們所知道的粗淺知識，也能供我們勾畫一個大輪廓（歷史是繼續不斷的，專家的準備工作也永無止期，我們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備）。

從本書以上各節看來，隋唐宋組成的第二帝國帶開放性（財政稅收與軍備越做越大，經濟也隨著擴充），相對之下，明清組成的第三帝國則帶收斂性。元朝是一個短朝代，處於二者之間，只能在歷史上完成一種過渡期間的任務。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現其雙重性格。一方面它也能繼續引用現有技術上的長處，維持造船業，提倡海運，促進國際貿易，修築經過山東高地的運河（Summit Canal），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換的方式利用中國和波斯的工程師去設計炮弩（Catapult），以驛馬傳遞消息，加強東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賈魯講求水利、測驗日食、改訂新歷；一方面已開始顯示其保守性，有如開始第三帝國之重農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經商，在華北組織管理人民之“社”，將人民區分為“軍戶”與“民戶”，注重職業之遺傳，提倡道學（詳本書“道學家”一章），文官考試時以“朱注”為主（朱熹所注解的經典，只有《春秋》得用左傳等解釋，《禮記》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