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田漢（第3/4頁）

在南嶽的一段時間，他每天請田老太太講述她一生的經歷（田老太太名為易克勤，有人稱她是“戲劇界的母親”，因為他們一家在上海常周濟年輕藝術家之故）。田漢整理了他母親的經歷，以《母親的話》為題，文長十萬余字，在《人間世》和《當代文藝》發表，這是一篇不同凡響的文字，內中提及湖南長沙東鄉農民的生活，既瑣碎，也細膩，舉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魚，害天花，賣兒女，父母將逆子沉死於池塘中，年終三十夜贖當不付息，各種情節穿插其間，構成社會的一大剖面。一般人民生計艱難，親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顧的義務，又因處境之相同相似，社會上集體性之強迫力量大，賢愚不肖全有公眾品評。在出版這篇文字的時候，田漢無所忌憚的暴露著他家庭出身之絕對貧寒，也對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間接的解釋。

田漢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為海外讀者所驟然接受。很顯然的，他的劇本中缺乏一個私下隱秘（Privacy）的觀念。本來戲劇就是一種公眾的傳達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瞞隱私？其問題乃是作者視他筆下人物不能保有個人隱私為當然。如《咖啡店之一夜》裏的女侍對顧客說：“林先生，我們以後有什麽不幸的事大家幫忙，有什麽高興的事也大家歡喜吧。仿佛聽到鄭先生說家裏要您回去結婚，您不願意，家裏就不給您寄錢來了，這事是真的嗎？”類似的對話也見於其他劇本之中。同時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確指出私人操守與公眾義務的不可分割。

終生盡瘁於傳統的社會價值

這種觀點使作家田漢處於一個奇特的立場，他本來有放浪形骸的趨勢，要是朝那方面發展，他大可盡浪漫主義之能事，更可以徹底的提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司馬遷所說的“少負不羈之才”，必定要對上一個“長無鄉曲之譽”。田漢在上海所有門徑都已打開了，所有向外發展的條件也都具備了，卻偏偏盡瘁於傳統的社會價值，事親孝，處友廉，撫子慈。我曾讀過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說他在上海去見郭沫若，開門即見郭抱一小兒，後來去訪田漢，開門也見他抱一小兒。實際上因為海男的母親早逝，田伯伯對長子又超過一般父親對子女所具有的情愛，他送我們去前線時確實熱淚盈眶。去年我與海男碰面談及他的父親，海男也是兩眼濕潤。

我曾對這些事情作過一番思考，覺得這中間不僅是一個文學體裁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社會道德的問題，而實際上是一個宗教的問題。我這裏所說的宗教，帶著一種廣泛的涵義，包括有形無形的組織、入世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籠罩著人生最後的目的，直接或間接導引出一個與旁人關系之要領，則為廣義的宗教；即是一種高尚的革命思想，或是一種顯而易見的迷信，只要凝聚於一個“最高的”和“最後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眾的力量，不妨以宗教視之。中國人的宗教思想著重父以子繼，各人在血緣關系中得到永生。這世界既永恒的存在，則聰俊有志之士，不必依賴神力，即可以將整個大宇宙的負擔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在《關漢卿》一劇裏，田漢引用這元代劇曲家的字句，將他自己的抱負重新說出來：

地也，你不分好歹難為地，

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於是田漢也和關漢卿一樣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間的錯誤與枉曲。他寫的“將碧血，寫忠烈，作厲鬼，除逆賊，這血兒啊，化作黃河揚子浪千疊，長與英雄共魂魄”，必然出於一種真純的正義感。我想劇中稱關漢卿為“戲狀元”，關自稱“我是愛上戲才寫戲的，不是為吃喝，為發財”，也是田漢自身說法。

至於劇中又提出“古來以文字賈禍的倒是代有其人”，而且獄壁上又題字“不到此地非好漢”，則恐怕是巧合。可是既預先寫下如此多不利於迫害劇作家的辭句，毛派人物不能忍，不讓他去指桑罵槐，自吹自擂，而加以拘捕，以致自願承擔著“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魚肉百姓”的諸般罪名，也是不可思議。

現在，再回到剛才所說的宗教問題，田漢的好和壞，忠與邪，可謂產生於一個簡單率直的農村經驗。惟其如此，其最高的與最後的宗旨才會氣概磅礴。他四十歲時，郭沫若送他一副對聯稱他：

具田家渾憨氣概　稱市廛簡樸之觴上壽上壽

揚漢族剛毅精神　作群倫奮厲之樂其昌其昌

聯內將“田漢”字“壽昌”一並對入，雖說帶著揶揄的成分，卻不失為一種逼真的描寫。

因之田漢的劇本不能與曹禺的相比。《雷雨》、《原野》與《日出》涉及人的內疚（guilt）與贖身（redemption）。這些觀念，可以陪襯著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卻一向不是田漢寫作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