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田漢（第2/4頁）

初期寫作富浪漫氣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漢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在日本求學歸國後已經樹立了相當的聲名，既可以在中華書局任編輯，也可以在若幹大學教書。可是他撇開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語言說）“開藝術鋪子”。他所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既無基金，更談不上發給教職員薪水和學生應繳學費。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奮發有為之貧苦青年”，於是先生介紹學生，學生又介紹自己的朋友，內地來的青年一下子沒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所以田漢之辦南國，有如明朝李贄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眾”在內。其中在樓梯下空處搭睡床的金焰和應門做瑣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後都成為中國電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紹而成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稱他“田漢師”。

從他很多劇作的題材看來，田漢的寫作帶著濃厚的浪漫氣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聲音》、《獲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場合之下，他和導演、演員密切的合作，沒有腳本，或是腳本還只寫到一半，就開始公演。《湖上的悲劇》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過四次後，發現每夜的情節都不同，於是展開了對他的批判。他在南京演《洪水》，劇本還沒有開始動筆，就決定了開演日期和地點。後來排演時，演員排到第一幕還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終結。

在國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時期，田漢著軍服，戴少將領章，佩手槍出入前線，跟著部隊雨中行軍。他的書裏有很多日本海陸軍的材料，他曾寫過一篇怎樣襲擊日軍旗艦出雲號的文章，指出應當進入彼方射程之內破壞其司令部。但是這文字不送給軍事當局，而刊載在《救亡日報》。在他動員的演劇隊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常提議和年輕人競賽爬山，他雖穿馬靴，卻經常捷足先登。到達山巔後就朝天鳴槍三發，頗為得意。

我因為海男的關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機會。1941年我們剛從軍校畢業還沒有前往部隊報到時，曾到南嶽，在他租賃的房子裏搭了好幾天的地鋪。我們也和田伯伯旅行於湘潭衡陽桂林之間，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當日的客棧進門處必有水牌，上用毛筆大字書寫旅客姓名，只要田漢的名字一寫上，當地京劇院、湘劇院的老板和演員立時聞風登門造訪，一定要“田先生賞光”，參加他們的晚宴和演出；我們也跟著沾光，每日如此，無曾間斷。但是這客人對主人也頗有貢獻，抗戰期間有不少陳舊的劇本，經過“田先生”的指點，得以改頭換面。譬如《打漁殺家》變成了《江漢漁歌》。我曾親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戲院，帶著一大卷劇本，一邊看戲，一邊考究其和聲。

讀書肯下苦功

田漢伯伯是我一生所看過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時他可能身無分文從中國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慶、昆明、貴陽都有朋友，有幾位也夠稱得起“民族資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後一次看到他，他家裏的一壇米，就放置在床下。多年後我長期研究歷史，才領悟到在中國傳統社會裏經濟沒有多元化，只有官僚統禦農民，缺乏中層社會的因素去支持藝術家和文化人，此種情況在內地又更為嚴重。像田漢，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範長江（他是名記者兼作家，曾勸我不要從軍而和他去當新聞記者）想在國民黨統治下做獨立的藝術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毛派的社會之下，只會發覺文化與藝術趨向於均一和雷同的壓力更大。所謂文化大革命，即系傳統的文字獄，有了這種經驗，我敢說中國惟一的出路在經濟改革。除非經濟多元化，自由無從兌現。

田漢之匆匆忙忙，凡事臨時倉猝組織應付的習慣容易給人一種看來缺乏實學的觀感，我在南嶽的一周則知道他是個極肯下苦功讀書的學者，他曾特別告誡我學外文必下苦功。從他的談話和他講在日本生活的故事聽來，他的日語想必相當流利。田漢的散文裏也有無數西方文字的成語和背誦下來的句法段落，雖說我無從斷定他的會話能力。這些都是他少年時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賜。田漢東方人的性格遠勝於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我斷定留學日本的這一段經歷對他的一生極為重要（因為他的西方知識也得自於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國內由幼年至壯年、中年、老年都有相當詳細的記錄，惟獨在日本這一段付諸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