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

1970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師余英時教授的推薦，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於6月全家遷居於麻省劍橋，自此有機會與所長費正清教授接近。

費教授是美國研究現代中國的開山老祖。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時候就已早聞大名。他的一部名著《美國與中國》也給我大開眼界，讀此書才知道美國政壇新聞界與學術界對中國有一段共識之由來。況且我作博士論文的指導者余英時和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也都是費先生門前桃李，於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學中國歷史的一樣，自分只是“三等僧眾”，以能與大師直接接觸為幸。

也真料不到費先生真能謙恭下士。1970年的夏天，天氣奇熱，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廈的磚墻正當西曬，當日尚無冷氣設備。一天下午，我獨自在一間研究室裏解衣寬帶赤足。突然有人敲門，倉猝開門，迎面竟是費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稱他，一班學生則將他兩個名字顛倒，呼之為King John）。我還沒有去拜訪他，他倒先自我介紹：“I’m John Fairbank．”同時他又帶來門下一位博士候選人居蜜女士。居小姐研究明代社會史。費公就和我說：“你對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給她指點。”所以我未行弟子禮，倒已先被作幕上嘉賓看待。

在美國學術界講我有如“非科班出身”。因為弱冠期間剛入大學，隨即投筆從戎，以後在部隊裏待下十余年，體驗過捫蚤吃狗肉各段經歷，也曾裝腔學做粗線條的硬漢子。自是再回頭念書，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將就，而尤以外文為甚。我雖然也曾上過美國的參謀大學，可是始終沒有將英文有系統的培植得妥當。總是道聽途說，滿以為無師自通，實際上很多地方馬虎松懈。而在哈佛的幾個月間也真得到大師費先生一再的指正。中國之方志英文為gazetteer。如果我在稿本上錯拼十次，費公也用紅筆給我糾正十次。毫不輕松放過。“物資”則為material。如果提到時只是一種籠統的觀念，有如泛稱原料則為單數。如果涉及各種建築材料，有如磚瓦油漆則為復數。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錯，費公尚在糾正之後，仔細說明原委。這時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選人和像我這樣的外來訪問學者已不下一二十人。他自己還在修訂《美國與中國》之第三版，有時候尚應各界邀請撰寫書評，在電視前發表談話，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我那時的工作，著眼於明代財政。我既已用“明代之漕運”作博士論文，也參加過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傳》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書之余將一百三十三冊的《明實錄》瀏覽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翻閱明代方志。積下來的資料，也算盈筐滿篋。至此想寫一本專書。雖然只有九個月的時間，猜想只要努力加工，應仍能及時交卷。在哈佛的另一好處則是成書時例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此乃美國漢學出版品之精萃。華裔教授中之聞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劉子健都為執筆人。所以我雖非常春藤大學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書殺青，登上龍門身價陡增，不難在紐普茲學校加薪升級。

1970年乃是美國學潮起伏之際。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學即因學生反對越南戰爭遊行示威和彈壓的州衛兵沖突，釀成流血慘劇。可是麻省劍橋卻反是風平浪靜。哈佛的各部門呈現特殊現象者為職業介紹所及雇聘處。大概每年一到夏間，此間教職員學生和眷屬多往他處遊歷或研究，外來的學生和家眷等又蒞臨進香膜拜，出進之間，各種工作、尤其是臨時性質的書算等職位，必有一番更動和交代。此外哈佛廣場某晚有青年男女十余人，頭發剃得奇形怪狀，身穿褐色、黃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只是手執小鈴“鍁，鍁，鍁”地向人化募，而旁觀看熱鬧的多，化緣的少。此外則雖是遊人如織毫無其他特殊形象。

我的工作大要是將業已收集妥當的資料籌備整理翻寫為英文。即使有時候須往哈佛燕京圖書館翻閱補充資料，這樣的出處不多。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廈內閉戶造車。原來我的計劃是將所寫書包括整個明朝，上自洪武永樂下迄天啟崇禎，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稅收中晚期以銀代實物的影響，可是費公嚴格地指出，那樣牽涉過多，內容必泛濫無邊際。他一向的宗旨，學生的論文不管題材為何，所概括的時間不過二十年，這樣才能緊湊紮實。後來我一再辯論明朝的資料與19世紀不同，才折衷將預定的書刊所概括的期間限在16世紀。費正清先生又說：“你專注於16世紀，並不是其他的時代一字不提，同時你把16世紀寫得好，則應當答復的問題必已找到適當的答案。”後來看出這些指點都說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