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第2/5頁）

我寫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風順。其對象是明代官衙組織及各單位與財政稅收的關系。關於明代官衙組織，早有先進學者賀凱教授（Charles O. Hucker）慘淡經營作成專書。寫歷史總是“後人騎在前人肩上”。他的一生著作我只要仔細拜讀，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來，不覺即已事半而功倍，何況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府州縣三級地方制本來就有它的層次和程序，所以縱使他們每個機關都預聞財政與稅收，敘述起來仍不會雜亂無章。我給費公看的稿本經他褒獎，“你寫得好，既正確又明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歷史的重點在“分析”而不在“描寫”。這一點卻伏下了我與他的關系日後發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見他1970年7月8日來信）。

7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時，情況已不如以前的完滿了。首先他給我的評語（手寫）即是牽涉過多，缺乏組織，我自己再讀原稿，也確實如此。我再花了兩個禮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數字，再附一段短箋，對我自己注重描寫的立場有了帶防禦性的辯護。費公給我的答復更使我讀來悚然。“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他給我如是坦白的寫著。最後他說今後這稿本讓一個第三者閱讀，因為他是經濟史專家。

原來哈佛東亞研究所是一個跨越各院系的組織，所引用的研究費用，也按各部門分配，即是像我們訪問學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職員的功業。這樣一來，問題可麻煩了。給我看稿的經濟專家暑期周遊國內外，8月初回劍橋，他給我第一段評語即是：“作此等書務必先根據人口統計和耕地面積的確實數字。黃的文稿無一項可供讀者抱有信心的因素。”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為依歸。我曾到他的辦公室裏和他對談。他不能對我給傳統中國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計量經濟學之萬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國的歷史。我和他說及不僅今日我們無法確知明代的耕地面積，即是明朝皇帝和戶部尚書也不知道其確數，否則即不會有張居正丈量所發生的問題。我又對他說：“你這樣不是要我做歷史家，倒是責成我做財政改革者（fiscal reformer）了。”這當中有一個歷史不是說明為何如此的發生，倒先要主觀的咬定“應當”如是的發生之存意。至此他也笑了。

可是東亞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寫作徒增障礙，還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簡單變為復雜。我聽到他在接過我的電話後嘆氣，也無從斷定我給他的麻煩是否超過他給我的煩惱。我曾向費公建議明代財政史不屬於經濟史，因為當日的財政稅收不按現代經濟的原則。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個評論者，也要從漢學裏有根底的人中另覓高明。這樣的建議，又等於由一個外來的人幹預哈佛大學的行政，也使費正清所長無從接受。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確實表現我的弱點，跨地過廣固然是資料使然，但是我的陳敘缺乏嚴謹的組織也是事實，讀來總是不順口，要是我沒有這些弱點，還可以指望費公的袒護了。

1970年8月，我陷於生活裏一段危機之中。紐普茲學校聽說我得到研究費，“不久即有專書在哈佛大學出版”，已提議給我升級為正教授，而這時候東亞研究所給我的一萬元花費將半，九個月的時間也耗用了三分之一，而擬定所著書尚無頭緒。哈佛的專家尚且建議我放棄籠括明代財政稅收的想法，專注重於官僚組織之作風。他的著眼不是完全無理，但是他忽視了我已搜集的材料和準備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個戶部尚書的傳記）以及另開門面的工程浩大。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難。我們租住奧浦蘭路（Upland Road）的房屋只及於暑假的三個月，9月將屆，房東回府。我在其他各處尋覓的房舍，因值哈佛開學的正常季節，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費內可能從容支付，並且合同統為全學年無一例外。我在東亞研究所的臨時位置，只及於夏季和秋季學期。預定明春我仍須回紐普茲授課。在紐普茲所租公寓房間也不便放棄，倘放棄則明春尋覓棲身之地也更為不易，況且內中的家具也無法安置。8月下旬的一個中午，我又去見費公。這次我沒有去他的辦公室，只待候他中午去餐廳進餐時在走廊上攔截他。即是今日我回憶至此仍然感到當時的尷尬。我申請研究費已經表示寫書發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劍橋後不能兌現，既生枝節，又有支吾爭論，現在工作尚無頭緒，更要請他對生活問題通融照顧，不免忸怩。

我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將家眷送回紐普茲，以後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家中做，每兩星期後來東亞研究所住留兩星期，以便引用圖書館並且和他接觸。他的淡藍色眼睛對我看著約半分鐘，可見得這問題也仍須考慮。可是他一經思量就很快的答復：“這有道理（It makes sense），你寫一封信給我，將你的建議放在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