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第3/5頁）

費正清在麥卡錫整肅左派人物期間受威脅，而即在經理哈佛東亞研究所的時候也要顧及各方面的傾軋。學人雖屬自治團體，可是裏面的爭吵不休，中外一樣。費公也親自告訴我他的處境艱難，所以凡事都空口無憑，有書為證，確有必要的顧慮，至此我也更體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時，他遲疑了一會之由來。以後我再回想到當時情節，仍免不了愧疚交並。

三天之後，我的申請得到他的批示。他信上說，這事向無先例，可是只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因為頒發研究費的目的只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書。

自此之後我於9月中，10月中，11月中和12月聖誕前夕都去過麻省劍橋，每次交稿卷一章，1971年正月之後，紐普茲已開學，我的最後兩章書稿用掛號寄去。我的允諾每次到哈佛居留兩星期的條件並沒有完全做到。只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後我看到無人對我來去存意，也就將時間縮短以節省旅費，增加工作的時間。這多次的來去也沒有驚動費公，只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書，叫我參加他當晚家中茶會，那種集會純系社交聯誼性質，我難得如此輕松的機會，所以當場彼此都沒有提及文稿一事。我最後將稿寄去時，則知他已去南美洲。

為什麽我回紐普茲之後突然禿筆生花，寫下來的各章也有體系，以前的結構問題都不存在，以致出版後獲得一致的好評？這決不是此地山水鐘秀。原來我在8月間的一天，危機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際，心內焦急如坐針氈，只好放棄一切寫作在街中信步走去。穿過波林士頓街的宿舍區之後即轉入紀念馳道（Memorial Drive）循著查理河東行，更因為內心的逼迫，只是越走越快，未顧得街上情景，也忘記了路之遠近。及至陳家餐館（Joyce Chen）已是汗流浹背。在餐館裏既喝熱茶又灌冰水，更因著室內冷氣一身清涼，也不知靈感如何產生，只是此時此刻之後，對於寫中國歷史已經啟發了新的南針。大概這問題在腦內郁積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後的決心。

寫中國歷史，尤其對付傳統中國，不應當先帶批評態度，因為那樣也有一種要求歷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我們務必先窮究歷史“何以”如是發生。循著這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分科的辦法只能在寫出歷史之輪廓構畫已成之後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因為這些分科辦法已是歐美社會業已現代化之後的產物。假使我們依靠它們作出發點，仍脫離不了歷史“應當如是”衍進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財富的立場上講，我們首一要務乃是樹立這種離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邏輯，中國因為防洪救災以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諸般需要，在現代科技尚未展開之前，即已創造了一種中央集權的體制，此時罵它無益。我們務必想象此時統計尚弄不清楚，一項文書動輒就綦時一月才到京師，主政者如何能貫徹這中央集權的宗旨。其答案則是大致以保持現局為前提。對外隔絕，以避免其沖擊的力量。不主張各地區的競爭，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以落後的單位為標準，不以最前進的部門為標準，因此才能保持內部的均一雷同。推而廣之，以儀禮代替行政，用紀律代替法律，只要外間的形貌過得去，用不著考究實質上的功用。所以同一財政上的名辭，可以在不同的地區代表不同的事物，財政單位也可以有收縮性或擴張性。此中好壞不說，總之這些原則綜合起來也成系統。又因為以上諸般原則，並沒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寫歷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體之情形（case history），從確實已經發生的情形，推論而為抽象之原則。

此後不僅《十六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根據這方針寫出，而且我認為傳統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一觀念也因此而產生。以後寫出的《萬歷十五年》更是整體的引用上述方案。驟然看來這是與費公治學的方法背道而馳。他重分析，我重敘述。可是在我執筆作書之前，腦內也必經過一重分析的階段，不然我無從發現以上諸般原則，如果我寫的歷史能算有創造性的話，這也仍是因為他不肯隨便通過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勵而產生。

此項寫作的方針既定，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繼日將以前業已搜集的資料整理翻寫成書，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周七日，除了來去劍橋之外毫無間斷。紐普茲的朋友以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們也無人打擾。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則和衣而睡。午飯和晚餐即由內子將刀叉盤碟接遞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書案。發長也不剪，應看牙醫也延期。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機驚擾鄰居，好像只轉瞬間，下午的斜陽已在庭院。公寓內外的小孩子業已放學，他們的嬉笑使我知道當天工作的時間業已用去大半。這期間缺乏哈佛經濟專家的批評，使我能專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紐普茲的好處。我和內子說及將來成書後，費正清先生可能尚有議論，可是這是以後的事。如果我們爭論不決，到頭一事無成，反而辜負他的好意更多。在這期間我也仍給友兼師余英時知道我著書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