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樓下的芻議（第2/3頁）

沿著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著建築物走。因為有些無家可歸（homeless）的人正傍著墻壁睡覺；有燈光的一片地方，則有不少街頭的叫花子。

他不能過度的發牢騷，訴不平。紐約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種時裝美術藝術表演展覽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難，只要在這幾平方英裏的面積內打開門徑，無一不獲得生活之滿足，物質上的報酬也很實際，十萬百萬隨手而來，也不分人種國籍的畛域。他也不能過度的代街頭搭地鋪討飯吃的人申冤。美國現在可算“全部就業”（full employment）。到處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廣告。不然像沾米那樣的侍者，要是記掛著飯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資深公民的顧客面前講小賬不能少過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於報紙雜志上有時還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業人數，則有專家分析其咎在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數則是無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說得不好一點，在這個時間、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仍舊躑躅於街頭的人，也就是沒有出息。在重視成功的社會裏，他們只能被稱為失敗failure。

衛方也索性承認自己是一個失敗者，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躑躅於紐約的第九大道與四十二街之間？又何以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尚在侃侃而談，閑坐著吃龍蝦，今日則自己扛著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賬？

雖說閑常他有這樣的想頭，可是又不願如此衷心的糟蹋他自己。

他也不願爭辯在經濟景氣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會還是在各人本身。他認為兩種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爭論，他就會被卷入現實政治的漩渦中去了。他學的是歷史，這時候他希望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對現時政治保持距離，可是歷史承先啟後，又不能和今日不關痛癢。同時他看到很多人沒有看到的一個大問題：刻下美國和很多亞洲國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沖突已屬次要。這些國家以廉價勞工制成品侵入西方的市場，使美國對外貿易，產生收支上絕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靜氣的根據數目字談判。惟獨兩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產生更大的差異，至為可慮。

比如說：日本和美國同時提倡資本主義，日本人卻將神道的宗旨滲進了他們的生意經裏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國一樣的在實行資本主義，可是這個城市國家針對內外情勢嚴格的主張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謙”和“一國興仁”的辦法就和美國的新聞界造成一個勢不兩立的情勢。

衛方之所謂宗教，有一種廣大的含義，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與無形的成分，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後的”宗旨，又牽涉很多人眾，即不妨以宗教視之。這樣看來，神道也並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個字籠罩之。即是穿鮮明凈潔的衣服，反映著山川自然之靈氣，甚至保持著原始社會的恩義觀念，只要在這種美術化原始型的條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現著既簡單又真切有力的風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國人做生意以賺錢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賺錢之外，還要各人在其行動之中，反映著他們國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而然的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裏，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力量和集體的效果。有些日本人還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種優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論之趨勢。

新加坡的華裔公民占百分之七十。如果他們都以短視界的立場，堅持狹義的本身利益，也真可以暫時頤指氣使，把華人的地位捧上雲霄。只是處在一個億萬的印度人馬來人回教徒之人海中，短視界的作法，很難有成果，而且貽害子孫。好在儒家思想“柔遠人，來百工”，向來一視同仁，也是中國人的歷史性格。現在新加坡決定用這種態度當作立國精神，甚至將南洋大學原來專用以保持傳統的中國文化之教育場所一並封閉，要他們和新加坡大學合並，如果將一個行政上的大前提，處之如憲法精義，也不容爭辯，看來就有宗教上的硬性了。

很多美國人沒有想起的，他們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種歷史產物，也有北美合眾國的特殊性格。英文裏面有兩個字可以視作自由，一為freedom，一為liberty，前者帶有濃厚的宗教意義。17世紀的清教徒，在其旗幟之下，深信他們個人接受了神之啟示（calling），遠渡重洋，來北美洲披荊斬棘，把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發揮到極端。後者追溯其根源於歐洲之中世紀，起先封建領主將城市特權（municipal franchise）授予市民（burghers）等到經濟發展成熟才普及於全民。美國得天獨厚，也可以說是將一個已經試驗有效的組織與系統，施行於一個空曠的地區。可是也還要經過無數的奮鬥，最顯然的則是四年的內戰，當時雙方都認為為自由而戰，北方固然認為解放奴隸是一種解放運動，而南方也認為抵抗強迫就範的威脅是他們做人的第一要義。所以至今內戰的歷史仍為美國人百讀不厭的題材。至於美國人在海外為自由而犧牲，已經用不著說了，旅遊者只要看到各處的美國人公墓，就可以想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