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鴻爪（第3/4頁）

是否各色情形都是今不如昔，都在每下愈況？這是一個牽涉到多方面的問題，不容片面的答復。首先我們即須認清：今日旅遊者所見到的倫敦雖說內中有不少的古跡，但是其中各種建築，而尤以各種紀念碑像大部系前世紀及本世紀初年新添。有如跨伏爾加方場（Trafalgar square）之高柱系紀念納爾遜，彼乃摧毀拿破侖海軍之英雄。場中二人銅像紀念第一次大戰時日德蘭（Jutland）戰役之海軍將領Jellcoe，Beatty；又二人銅像紀念征服印度之陸軍將領Napier，Havelock。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之寺院雖創於13世紀，其旁哥特式之英國議會則建於19世紀中期，前後經營三十余年。其鐘塔稱為“大本”（Big Ben）者則造於1858年。大英博物館建於1847年，倫敦塔橋建於1894年。這大都會裏的重要界標既如是，很多住宅區的設計興建也大概同時。可是19世紀是大英帝國揚威世界之日，在對外關系近乎完全采取主動，當日米字國旗之下國富也空前膨脹，這種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迄今也沒有另外一個國家能夠如是之行動自由。

即是前述社會組織與社會紀律也包含著一個時間因素，其側面後面也帶著若幹不公平的成分。19世紀的英國法令森嚴，尚有婦女兒童偶犯偷竊小事被處吊刑的情節，至今讀之不覺毛骨悚然。即遲至1973年我們寄寓於劍橋之日，當地有人被告引用業已用過的巴士車票，所規避的車費不過兩毛左右，被判徒刑一年，以至輿論亦指責處罰過重。（歐洲很多國家內公共交通工具讓乘客自動買票，自動在機器上截洞作廢，查票員只不時抽查，惟近時如倫敦地鐵已用電子機在出站收票時審查。）至於社會階層則學校制度分為兩途，兒童在十二歲即區分為白領（white collar）及藍領（blue collar）。所以其秩序與條理並非平白產生，這些因素也都前後連貫。我們也可以想象大英帝國馳譽海外之日，其軍民不是沒有付出相當代價。

我們通常忽略一段事實：英國在二次大戰之後經過一段劇烈的調整。因為既大規模地放棄海外屬地，大部海外投資亦已化為流水，戰時經濟又待復員，曾在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間幾度徘徊，但始終未釀成政變，尤無武裝沖突情事，也可見得其法治基礎之鞏固。英國經濟也曾一度甚為瞠乎很多歐美國家之後，近二十年來開發北海油田，加入歐洲市場，才產生今日繁榮現象。可是刻下又感受日本之經濟壓力。這次在英倫所見，日制汽車仍極稀少，只是豐田及SONY之廣告觸目可見。最大之電子制造者ICL則即將被富士通財團收購，刻下大英博物館之陳列亦由富士通津貼。所以瞻望情勢，只能將大量之消費轉為投資。保守黨所主持之新稅，實為人頭稅（poll tax）。驟看起來，即是劫貧濟富，也受各界指責。我們在劍橋即看到人行道上粉筆大書DON'T PAY TOLL TAX字樣。技術上新稅也確與以上通貨膨脹之作用相反，亦即要束緊腰帶必須將全民一體投入。

綜合各種情形看來，今日英倫仍在一個長時間大規模的調整過程中。威士敏斯特要從一個獨霸全球之大帝國的首都變為一個真實而帶國際性的商業場所、文化重心、旅遊要地，不可能追戀往日，即接受社會之流動性及世界人口之移動亦無從永恒不變。是否今不如昔？這就很難說了。從人身經驗論，我們自己即難擺脫人類惰性，總之即羨慕下野之電影明星的生活易，權衡下層民眾之向背與同情於提箱帶篋之國際難民難。在這情形下，我想最好旅遊者也去參觀英國山地區之夏特烏茲（Chatsworth）及西南之朗裏特（Longleat）兩處大廈。則可能對“今不如昔”之一觀念增加一層縱深。兩處同為英國個人農業財富發展最高潮時之裏程碑，現今已不能由私人家庭維持，只好捐作公眾博物館。我們也可以在瞻慕這財富結晶的瞬間，想見當時人對工業革命遍地造成貧民窟（slum）以及因煤煙汙染濃霧“刀也切不開”之倫敦也必有今不如昔的觀感。這也就是說：我們如要悲觀，可不勝其悲觀。17世紀末季英國人口由初年之四百萬增殖至六百萬，時人即作已超過飽和點的結論。反面言之，如果我們接受“約翰蠻牛”（John Bull）之英國精神以及他們過去對世界文學和商業技術的貢獻，又相信移民之下一代必有聰明俊秀的男女對給予款待的國家作更實質的貢獻，則17世紀大火燒不盡的倫敦和第二次大戰時德國轟炸機和飛彈毀滅不了的倫敦，仍可能在下一世紀創造更新的形貌。人類的歷史有時也像倫敦的街道，必在其縱橫曲折之中摸索一陣，才能突然發現柳暗花明之處。倘非如此，則我這篇文字實無付梓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