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類歷史上的戰爭（第4/26頁）

希臘獨立事業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拜倫寫道：“為希臘激情滿腔，為希臘熱淚盈眶。”他和其他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原本希望和希臘人一起並肩戰鬥，“重演溫泉關戰役”，卻發現希臘人對合理的戰術一無所知，而且冥頑不可教。這使他和別的滿腔熱血的歐洲人感到沮喪和幻滅。支持希臘的人真心相信，現代希臘人在肮臟愚昧的外表下，和古希臘人是同一個民族。雪萊在詩劇《希臘》（又譯為《海臘斯》）中謳歌：“世界的偉大時代重新開始／金色的年華再次降臨。”他在詩劇的序言裏以最簡潔的方式表達了這一信念：“現代希臘人的祖先是那些幾乎難以想象和我們同屬一類的偉大人物。他完全繼承了他們的理性、聰敏、熱情和勇氣。”但是，支持希臘事業的歐洲人一旦和希臘人一起作戰過，就很快放棄了現代希臘人和古希臘人血脈相通的信念。不僅如此，研究歐洲對希臘獨立事業的支持的歷史學家威廉·聖克萊爾（William St Clair）寫道，那些活著回到歐洲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對希臘人懷有深深的憎恨和厭惡，他們罵自己愚蠢之極，居然上當受騙”。雪萊幼稚地歌頌現代希臘人勇氣的詩句讓他們聽在耳中尤其感到惱火。去幫助希臘的歐洲人本以為，希臘人會像古希臘的重裝步兵對波斯人作戰那樣，表現出同樣的頑強，排成緊密隊形，“傲然挺立直至戰死”。古希臘那種作戰方式經過歷史的迂回曲折，後來成為歐洲人自己在西歐的作戰特點。他們期望現代希臘人至少願意重拾他們祖先的緊密隊形戰術，因為只有那樣才能從奧斯曼土耳其手中奪回自由。然而，希臘人“作戰的目的”只是要贏得維持他們遊擊生活方式的自由，他們想要的是繼續在邊境山區無視權威，以搶劫為生；只要對自己合適，隨時轉投靠山；一有機會就殺害其他宗教的信徒；穿得花花綠綠到處招搖；揮舞著兇猛的武器嚇唬人；收受賄賂卻光拿錢不辦事；而且絕對，絕對不會戰鬥到最後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歐洲人看到這一切後，沮喪之余只能得出結論，古希臘人和現代希臘人一定不是同一個民族，否則無法解釋一個英雄的文化怎麽會墮落到如此地步。

去幫助希臘的歐洲人試圖使希臘人接受他們的軍事文化，但失敗了。克勞塞維茨沒有試圖使哥薩克人接受他的軍事文化，但即使試了也一定會失敗。克勞塞維茨和支持希臘獨立事業的歐洲人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的西方作戰方式，也就是18世紀偉大的法國元帥德·薩克斯（Marshall de Saxe）在對土耳其人及其對手的敏銳評判中所總結的“秩序、紀律和作戰方法”，是他們自己文化的表現，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戰術則是哥薩克人和希臘遊擊隊員的文化的表現。

簡而言之，克勞塞維茨對“何謂戰爭”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文化層面上失於片面。這也難怪。從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觀察它如何塑造和影響每一個人，最後形成他個性的定型，這對所有人來說都絕非易事。堅信個人主義的現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對這一點難以做到。克勞塞維茨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是受啟蒙運動教育長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義時代的德意志，是知識分子，也是改革的實幹家；他注重行動，批評社會的弊病，並堅定地相信必須改造社會；他敏銳地觀察現在，熱切地希冀未來。但他沒有看到，他作為一個有中央權威的歐洲國家的職業軍官，與自己所屬階層的過去有著多麽深刻的聯系。他的思想已經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個方面，或許就能認識到，戰爭包括的遠不只是政治。戰爭從來就是文化的表現，它還經常是決定文化形式的一個因素；在有的社會中，戰爭就是文化本身。

克勞塞維茨何許人也？

克勞塞維茨是位團級軍官。對這個概念需要稍做解釋。團是軍隊中的一個單位，通常有1000多人。在18世紀的歐洲，團開始成為軍事活動中確定的單位，並原封不動地保持至今；事實上，尤其是在現在的英國和瑞典的軍隊裏，一些團的歷史連續三個世紀從未中斷過。然而，當團在17世紀剛剛誕生的時候，它在歐洲不僅是新鮮事物，而且是歐洲生活中一個革命性的發展。它和自主的官僚機構以及公平的財政當局一樣影響深遠，而且和它們密切相聯。

在語義學上，“團”這個字與政府的概念相關。它是確保國家對軍隊保持控制的手段。促成它產生的原因錯綜復雜，可追溯到在它出現200年前的一場危機，那是歐洲的統治者和為他們提供軍事服務的人之間的危機。過去，國王要打仗，得靠在鄉間擁有土地的貴族募集軍隊；國王賦予貴族擁有當地土地的權利和主事的權威，貴族則保證當國王需要時，根據自己所有土地的大小按比例提供一定數目的武士，時間的長短事先說定。這種制度歸根結底是由生存的需要所決定的：在原始經濟中，糧食的收獲和分配受制於運輸方面的困難，所以武士必須牢牢地和土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才有權得到收獲的糧食，不致淪為勞動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