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類歷史上的戰爭（第6/26頁）

上校們對自己部隊的“育人”活動深為自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使他們的部隊成為改善社會的典範，而改善社會是啟蒙時代的人所深深向往的目標。雖然士兵實際上是奴隸，除非開小差，否則就相當於被監禁在兵營所在的鎮子裏寸步難行，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集體構成了至為壯觀的景象。與居住在鄉間的粗野村民比起來，他們似乎屬於另一個物種；長期的軍旅生涯也使他們習慣了軍營的生活方式。對普魯士老兵的淒慘狀況多有描述，他們年老體弱，已不能再上戰場，但部隊開拔去打仗時，他們還是一瘸一拐地跟在隊伍後面，因為他們除了當兵，別無所長。使用操練手冊和鞭子訓練出這些士兵的上校們也許從心底相信，自己是促進社會美德的力量。然而，如果他們真的這麽想，那是在自欺欺人，原因看起來像是一個悖論——團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太成功了。當初成立團是為了把社會上的搗亂分子與社會隔離開來，以保護社會，盡管這個初衷後來被遺忘了。後來，團發展到完全與社會隔絕，自己建立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規則、程式和紀律。

對於普魯士軍隊社會職能的缺失，年輕的克勞塞維茨本來不會操心，但普魯士因此在戰爭中遭到慘敗。克勞塞維茨參軍不到一年，就投入了對法作戰；法國士兵作戰的動機和克勞塞維茨指揮下的前農奴的動機完全不同。法國大革命軍隊的士兵都經過密集的宣傳動員，相信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公民，所有公民都有義務拿起武器保家衛國。他們對仍保留著君主制的歐洲國家作戰，因為他們要把所有地方的貴族社會全部推翻。他們不僅要保衛國內的大革命成果，而且還要在人民仍然遭受奴役的地方播下解放的種子。法國革命軍得勝的原因十分復雜，但無論原因如何，革命軍都幾乎是百戰百勝，即使在共和國衛士波拿巴將軍搖身一變成為拿破侖皇帝之後，他們仍然是一路告捷。

1806年，拿破侖開始專心對付普魯士；幾周內，他的大軍如疾風掃落葉般解決了普魯士的軍隊。克勞塞維茨成了戰俘，被抓到法國，獲釋後回國仍舊做軍官；但此時普魯士的軍隊只剩了零頭，只是在法國的容許下才得以苟延殘喘。有幾年的時間，克勞塞維茨與他的兩位上級沙恩霍思特（Scharnhorst）將軍和格奈澤瑙（Gneisenall）將軍一起暗中策劃，在拿破侖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擴編隊伍。但到1812年，他拋棄了這種漸進式的做法，走上了“實際愛國者”（double patriot）的道路。在“實際愛國主義”（double patriotism）精神的驅使下，他違背國王的命令，拒不跟隨拿破侖入侵俄國，反而為了爭取普魯士的自由而加入俄國沙皇的軍隊。他作為沙皇軍隊中的軍官參加了博羅季諾戰役，1813年仍然穿著俄國軍隊的制服回到普魯士，參加普魯士的解放戰爭。順便說明，“實際愛國主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軍官奉行的準則。他們抗拒天皇政府的溫和政策，但他們說那是因為他們要為天皇的真正利益服務。

克勞塞維茨若非懷著一腔愛國熱血孤注一擲，也不會走上這條顛覆性的道路；他選擇了這條路，就開始了思想的離經叛道，進而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影響。1806年的慘敗從根本上動搖了他對普魯士國家的信念，然而，他自小被灌輸的團文化價值觀並未受到影響。他對於戰爭只有一種看法，那就是它是一種召喚；軍人，特別是軍官，以自己的行為在戰鬥中逆天性而動。天性要人逃離危險、貪生怕死、只顧自己；天性使人像哥薩克人一般行事——要不要作戰全看自己的興致，如果對自己合適，可以在戰場上就做起買賣來；這是“實際的戰爭”最惡劣的表現。另一方面，絕對服從、勇往直前、自我犧牲、榮譽至上這些團文化的理想若能得到充分實現，就離克勞塞維茨心目中職業軍人應為之奮鬥的“真正的戰爭”不遠了。

如邁克爾·霍華德所指出的，“實際戰爭”和“真正戰爭”之分並非由克勞塞維茨首先提出。這個概念在19世紀早期即已在普魯士軍隊中流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與當時在普魯士的大學和文化生活中風行一時的唯心主義哲學不謀而合。克勞塞維茨沒有正式學習過哲學，“他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參加為大眾舉辦的關於邏輯和道德的講座，閱讀相關的非專業書籍和文章，從周圍的文化環境中汲取二手和三手的思想主張”。那個文化環境幫助形成了克勞塞維茨以實際戰爭和真正戰爭的二元論為基礎的軍事理論，也為他提供了向別人宣傳此一理論的最有效的語言、論點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