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5/25頁）

在人類學中，尋求對社會如何保持穩定、如何自我維系的解釋壓倒了所有從其他角度的研究。人類學家知道爭奪女人是原始人沖突的主要原因，但他們不肯去研究這種沖突造成的後果，即戰爭。這是有悖常理的。列維－斯特勞斯撰著的時候，剛剛發生過世界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一些主要的人類學家，包括那一代英國人類學家中傑出的愛德華·埃文斯－普裏查德，都參加了那場戰爭；埃文斯－普裏查德在1941年甚至在埃塞俄比亞率領一支由部落成員組成的隊伍和意大利人打過仗，那些部落成員對原來統治他們的意大利人令人發指的報復使他終生都無法釋懷。無論如何，兩次世界大戰的性質，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壕塹戰那種病態的程式性的特點，都亟須人類學家的調查研究。人類學家卻對此需求視而不見。

造成上述情況的部分原因也許是美國人類學家哈裏·特尼－海伊在1949年出版的《原始戰爭》這本書。特尼－海伊看到其他人類學家一致不肯承認戰爭是人類學的重要研究課題，不耐煩之下寫出了這本有意冒當時理論之大不韙的著作。他和同代的許多人類學家一樣，田野考察是在美洲的土著人社會中做的，而有些美洲土著人是人種學家所見過的最好戰的群體。然而，1942年，特尼－海伊離開大學參了軍；他運氣很好，被分配到行將永遠消失的騎兵部隊。一個受過教育、有想象力的人接觸到戰馬和騎兵的武器，思緒一定會回到人與動物世界關系的初始之際；和特尼－海伊同時期，曾在德國最後的騎兵團中服過役的亞歷山大·施塔爾貝格寫道：“只有和一隊騎兵一起縱馬馳騁過，才能體驗馬群的迷人，因為馬是本能的群體動物。”特尼－海伊騎馬揮劍的經歷開闊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專業人種學家關於早期戰爭的幾乎所有著作中都存在的不足。

（他在其著作中開宗明義地寫道）社會學家總是把戰爭與戰爭的工具混為一談，這種冥頑不化到了驚人的地步，更有甚者，他們的著作顯示出……他們連軍事歷史的簡單內容都一無所知……二等國家軍隊裏的一個尉級軍官比起大多數分析人類社會的學者來，頭腦都更清楚。

特尼－海伊說得對。有一次，我在和一位名聲卓著、管理著世界上最豐富的武器和甲胄收藏的負責人談話時不經意地提到，在火藥時代，外科醫生從戰場上負傷的傷員身上清除出來的碎片大部分都是他身邊戰友破碎的骨頭和牙齒；他聽到這話，臉上顯出厭惡的表情。後來，我的腦海中經常會浮現出他那時的表情。他對作為物品的武器熟稔於心，卻從未想過那些武器對使用它們的士兵的身體所產生的效果。特尼－海伊指出，“由於這種非作戰者的態度，博物館收藏了幾百箱來自世界各地的武器，都分了類，標了展品號，其實對那些武器完全不懂。”他決心使他的同行了解他們所研究的人民生活中黑暗暴力的一面，認識到那些人在儀式上佩帶的武器是用來砸碎骨頭、刺穿皮肉的，明白據說可永久維持親族關系平衡的交換機制一旦打破所帶來的致命後果。

特尼－海伊不否認有些原始人處於“前軍事”階段。他甚至願意承認，有些人如果沒有外部作用，會很樂意選擇像瑪格麗特·米德看到的薩摩亞人那樣的和平有益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堅持認為，戰爭是自古以來的普遍現象，例外少而又少；他不斷向其他的人類學家強調這一點，不遺余力，毫不留情。

人種學家孜孜不倦地把一切物質和精神的文化現象盡力予以描述、分類和整理。他也毫不猶豫地長篇大論地討論戰爭，因為戰爭是人最重要的一個非物質的情結。但對於“這個群體

如何作戰”這個核心問題，他卻避而不談。做田野考察的人對蛋糕上的糖霜層了解得巨細無遺，卻忽視了蛋糕本身。

特尼－海伊這位當過騎兵的人類學家引用了大量關於群體如何交戰的人種學記錄。他一支筆大開大闔，從波利尼西亞到亞馬孫河盆地，從祖魯蘭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北美大平原，從接近北極的廣闊凍原到西非的森林，詳盡介紹了這些地方的原始社會折磨戰俘、吃人肉、割取敵人的頭皮、砍掉敵人的首級作戰利品、把人開膛破腹用作祭品等等血淋淋的做法。他分析了幾十個不同社會中作戰的確切性質，描述了新赫布裏底島上的人指派勇士在對壘的兩軍面前表演儀式性的決鬥；北美的帕帕戈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長在戰鬥中指定某些人做“殺手”，並命令其他人負責保護殺手；阿西尼博因印第安人推舉做夢打敗了宿敵的族人領導作戰；易洛魁印第安人則設有戰場督察，抓住作戰中企圖開小差逃跑的人，迫使他們擔負起作戰的責任。他不厭其煩地詳細記錄下投槍、弓箭、棍棒和刀劍在人的肉體上造成的創傷。為避免哪位膽小的同行畏縮不肯設想燧石矛頭的功能，他指出，燧石矛頭的直接後裔就是刺刀。據他指稱，歷史上死在這一類武器下的人比死在任何其他手工制品下的人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