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3/25頁）

戰爭與人類學家

弗洛伊德為關於侵略的一種理論提供了心理學的基礎，他起初認為侵略性是因為性沖動受自我的挫敗而造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弗洛伊德的兩個兒子表現出色，但戰爭的慘象使弗洛伊德深受震撼，他在戰後對人的侵略性的看法因此更趨悲觀。他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著名信件後來發表了，題為“為什麽要打仗？”；他在信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人的內心深處有對仇恨和破壞的渴望”，並提出，打消這種渴望的唯一希望就是培養起“對未來戰爭理由充足的恐懼”。弗洛伊德的追隨者把他這些話總結為“死亡本能”的理論，主要適用於個人。在《圖騰與禁忌》（1913年出版）中，弗洛伊德提出的群體侵略的理論大量借鑒了文學性人類學。他提出，社會的基本單位是父權制家庭，家庭內部的關系由於性張力而錯綜復雜。作為家長的父親對家庭中的女人有絕對的性權力，因此逼得性欲得不到滿足的兒子們殺死父親並把他吃掉。後來，深受負罪感折磨的兒子們規定亂倫為非法或禁忌，並建立了異（家）族通婚的制度——即只能與家庭之外的人結婚；結果造成了偷妻、強奸及其引起的家族間，後來是部落間的宿仇這一系列各種可能的後果。這方面的例子在對原始社會的研究中不勝枚舉。

《圖騰與禁忌》是弗洛伊德憑想象寫出來的。最近出現的把心理學理論與對動物行為的研究相結合的新學科——行為學——對群體侵略提出了更為嚴謹的解釋。作為這一學科基礎的“領地”理念來自諾貝爾獲獎者康拉德·洛倫茨，他通過觀察野外和人為控制的環境中的動物，提出侵略是一種自然的“驅動力”，其能量來自有機體本身，當受到適當的“釋放因”的刺激時即會“發泄”出來。然而，在他看來，同一物種的大多數動物都有能力安撫同類的侵略性的發泄，一般表現為服從或讓步。他認為，人起初也有同樣的行為；但在人學會了制造狩獵武器後，人口開始大量繁衍，於是不得不殺死別人來保護自己的一塊地盤。使用武器使殺人者在感情上與被殺者“拉開了距離”，也使得服從的本能因此退化。他認為，人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從為了生存而捕殺其他物種的狩獵者轉變為同類相殘的兇手。

羅伯特·阿德利對洛倫茨的領地說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對於個人的侵略性如何變為群體的侵略性進行了推斷。他說，人發現結夥打獵比個人行動更加有效；他們像任何捕獵動物適應環境一樣，學會了在共同的領地上合作狩獵；於是，合作狩獵成了社會組織的基礎，也提供了抗擊闖入領地的其他人的動力。在阿德利的狩獵理論基礎上，羅賓·福克斯和萊昂內爾·蒂格為男性為什麽在社會關系中占領導地位提出了一種解釋。他們說，狩獵的小組必須全部是男性，不僅是因為男性比較強壯，而且也因為小組中若是有女性會分散男性對狩獵活動的專注；因為狩獵小組為了高效率行動必須接受單一的領導，而且人類生活有好幾千年的時間一直主要靠這樣的狩獵小組維持，所以後來具有侵略性的男性領導就成了一切社會組織的特質。

洛倫茨、阿德利、蒂格和福克斯的理論都吸收了人類行為和動物行為科學家的許多研究成果，但社會科學中最古老的學科——人類學——的學者卻對他們的理論冷淡以對。人類學是人種學的延伸，而人種學則是在至今尚存的“原始”人的生活環境中對他們的研究；人類學企圖在人種學的基礎上為文明社會的起源和性質找出解釋。像拉蒂夫和蒂莫尼埃這樣的早期人種學家在18世紀就認識到，戰爭是他們所研究的社會的固有特點，他們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提供了對“原始”戰爭彌足珍貴的描述。19世紀，達爾文理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涉足人種學，把描述性人種學變成了人類學，於是產生了時至今日仍然把社會科學家分為兩大陣營的“先天遺傳說對後天培養說”的大論戰。先天對後天的論戰是達爾文的表親弗朗西斯·多爾頓在1874年發起的。論戰開始不久，戰爭這個題目就被剔出了研究的範圍。這是後天派幹的，他們依照典型的19世紀的思路，一心要證明人的高級機能能夠主導他低層次的本性，理智將使人樹立合作性更強的社會形式，於是大力推動，把人類學研究的重點轉到了政治機構的起源上。他們說，其起源要到家庭、家族和部落裏去找，而不能只研究它們的對外關系（戰爭就是一種對外關系）。先天派中有一部分人篤信競爭是造成改變的手段，因此得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不同意後天派的觀點，但他們不是主流，而是被擠到了邊緣。後天派設法把討論引到了他們心目中的關鍵問題上，即原始社會中的親族關系；他們認為一切更高級、更復雜的非血緣關系都是從中發展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