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3：軍隊

克勞塞維茨看不到，哥薩克人的作戰方法是另一種軍事傳統，因為他認為只有一種軍事組織的形式是合理的、有價值的，那就是由國家負擔軍費的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他看不到，其他形式的軍隊可能照樣會服務社會、保護社會，或者擴張勢力——如果他們執此信條的話。他所知道的使用火藥的軍隊在對缺乏訓練或盡管受過訓練，但力量較弱的敵軍作戰的時候，當然會百戰百勝。他卻沒有料到，在後來的一個世紀中，那些軍隊履行他所宣揚的軍隊的天職，為追求戰場上的勝利不斷增強火力，結果卻彼此逼成了僵局；他也沒有料到，20世紀期間“中國人的作戰方式”會使受他的理論熏陶培養的西方軍隊及其指揮官遭受久戰不決、傷亡慘重的恥辱。

但克勞塞維茨的眼前就有與他受訓和服役中所熟悉的軍團迥然不同的軍事組織，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哥薩克人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俄國地主為騷擾撤退的拿破侖大軍組建的由農奴組成的人民志願民兵（opolchenie）。克勞塞維茨在提到“他們周圍帶武裝的人群”時，無意中承認了人民志願民兵在消滅拿破侖大軍的士兵當中起到的作用。他自己就曾熱切宣揚靠民兵力量來實現普魯士的自由，他的著作《組建防禦軍隊之要點》（Essential Points on the Formation of a Defence Force，1813年1月）為征召兵員建立國家戰時後備軍（Landwehr）的做法提供了基礎。同樣重要的是由一心要抗擊法國人的激情洋溢的愛國青年組成的步兵（Jager）和自衛隊（Freischützen）。在拿破侖為發動戰爭在各地進行的大動員中，克勞塞維茨應該會看到各種各樣的聯盟和從屬，有的是直接征召入伍的流亡貴族，他們參軍也許有愛國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無家可歸、食不果腹；有的是自願或不自願地被自己的祖國借給拿破侖的編制部隊。最精銳的是瑞士軍團，他們是根據投降（capitulation）的安排轉給拿破侖的，舊制度的很多軍隊中都有瑞士人做雇傭兵為生；同樣善戰的還有波蘭的長矛輕騎兵，他們起源於波蘭古老王國的封建騎兵。許多出色的軍團是德意志地方的一些小諸侯用來消遣的軍隊或保鏢隊伍，拿破侖剝奪了那些諸侯的獨立，也接管了他們的軍隊。（其中一位軍官，黑森大公近衛隊中的弗朗茨·勒德（Franz Roeder），像當時把從軍看作貴族職業的典型德意志青年那樣，懷著支持希臘獨立的一腔熱血，以奧西恩（Ossian）和歌德的手法為我們留下了關於莫斯科大撤退最出色的回憶錄。）法國在普魯士的守軍還包括來自哈布斯堡和土耳其人之間軍事邊界上的克羅地亞軍墾戰士，其實他們是從奧斯曼帝國逃過來的塞爾維亞難民；法國的皇家衛隊則包括一個立陶宛韃靼人的騎兵中隊，是從金帳汗軍殘存的突厥士兵中招來的。證明軍事組織在其存在過程中可能發生巨變的最生動的例子是訥沙泰勒營。該營是瑞士一個州的軍隊，拿破侖把他的總參謀長貝爾蒂埃元帥任命為那裏的掌權大公；拿破侖垮台後，它轉入普魯士手中，最後成為奧國皇帝的帝國衛隊；1919年，它的一些成員加入了自由軍（Freikorps），這支由前軍人組成的隊伍在右翼軍官和社會民主黨政客的指揮下鎮壓了柏林的“赤色革命”。希特勒納粹黨暴力組織的中堅力量就是原自由軍的一些成員，因此，說黨衛軍裝甲師是貝爾蒂埃公國那支玩具似的袖珍軍隊的後代並不為過。

近衛軍、常備軍、藩屬軍、雇傭軍、軍墾兵、應征兵、農奴民兵、大草原部落的殘余武士，更不用說還有拿破侖大軍中的法國軍人，他們有些人是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公民戰士入伍的，他們的熱情和勇氣啟發了克勞塞維茨提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理論；面對林林總總的各類軍人，能不能理出一些頭緒來呢？他們在一個訓練教官的眼中也許不過是士兵而已，有些可以委以重任；有些可以做小規模襲擾或偵察之類的專項工作；有些是無用的廢物；有些會給朋友帶來危險，是對和平百姓的禍害。這些不同種類的人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軍事形式和社會形式的相互聯系。有哪些理論能夠解釋這些人的不同呢？

軍事社會學家假設，任何軍事組織制度都表現了它所依托的社會秩序，即使當大多數人口處於外來軍事統治的奴役之下的時候，如諾曼人對英格蘭的統治或滿洲人對中國的統治，這一假設仍然有效。對這一理論闡述得最詳盡的是盎格魯－波蘭社會學家斯塔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 reski）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親是逃亡國外的軍人。他的著名論點是，每個社會都有一個軍事參與比例（MPR），加以其他的因素，可用來衡量社會軍事化的程度。可惜的是，安德列斯基教授的著作對普通讀者來說不“易理解”，因為他為闡述自己的論點發明了一整套新詞，可嘆如今“通俗易懂”在學術界成了貶義詞，與“膚淺”混為了一談。不過，好在他的著作意思清晰、文筆生動，對研究成果不做道德判斷，雖然他顯然願意生活在一個軍事參與比例較低、軍隊受法律制約的社會中。與眾不同的是，他對於靠在政治學雜志上發表文章推動廢除軍事獨裁制度不抱任何幻想。甚至可以說，他對人性持有霍布斯式的悲觀看法，認為鬥爭是自然的生存條件，像約翰遜博士一樣，相信“兩個人只要在一起待上半個小時，一個就會明顯地壓倒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