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儒家之初起

《史記》曰：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醜卒。（《孔子世家》，《史記》卷四十七，同文影殿刊本，頁一至二，二十二至二十七）

此數千年來大部分人心目中之孔子也。由今視之，《孔子世家》所說有許多不合事實處；但在西漢時，一般人方以孔子為神，而司馬遷仍以孔子為人，不可謂無特識也。在上節所引文中，其根據《論語》者，大略可信，其成為問題者，即孔子與“易”、“詩”、“書”、“禮”、“樂”、“春秋”，即所謂六藝或六經者之關系。茲於下節論之。

一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向來所謂經學今文家以六藝為孔子所作，古文家以六藝為孔子所述。其說雖不同，要皆以為孔子與六藝有密切關系也。今謂所謂六藝乃春秋時固有之學問，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實未制作之。

關於孔子未嘗制作六藝之證據，前人及時人已舉許多。余於另文中亦已言之，（見《燕京學報》第二期）茲不具論。但孔子雖未曾制作六藝，而卻曾以六藝教弟子。故後人以六藝為特別與孔子有密切關系，亦非毫無根據。以六藝教人，並不必始於孔子，據《國語》，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已即有“詩”、“禮”、“樂”、“春秋”、“故志”等。《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皆常引“詩”、“書”，他們交接用“禮”，蔔筮用“易”。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皆受過此等教育。不過孔子卻是以六藝教一般人之第一人。此點下文再詳提。現在我們只說，孔子之講學，與其後別家不同。別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莊子·天下篇》所說，墨家弟子誦《墨經》。但孔子則是教育家。他講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之人，並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他教學生讀各種書，學各種功課。所以顏淵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論語》卷五，《四部叢刊》本，頁五）《莊子·天下篇》講及儒家，即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種功課。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論語》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先進》，《論語》卷六頁一）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有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皆能“為千乘之國”辦事。（《公冶長》，《論語》卷三頁三）可見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