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學（第6/8頁）

“夜氣”即人“仁義之心”之未完全受摧殘者。人若“夜氣不存”，即失其“所以為人者”，當然即為禽獸矣。孟子所以主張“求放心”及“不失本心”者，蓋必如此方能為人也。

人皆有人心，即人性之所以為善也。孟子言性善時，亦特別使人注意於其所說之性為“人之性”。《孟子》雲：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告子》上，《孟子》卷十一頁二至三）

天下之白同，而性不同。牛不與人同類，故其性亦與人異。人之性包涵“人之所以為人者”。失其性則與禽獸相同矣。孟子又雲：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孟子》卷十一頁十二）

仁即“人”所應有之心；義即“人”所應由之路。若不“居仁由義”，則即非人矣。

【注】若人之性專指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言，則謂人性全然是善，亦無不可。蓋普通所謂人性中與禽獸相同之部分，如孟子所謂小體者，嚴格言之，非人之性，乃人之獸性耳。若只就人性言，則固未有不善也。

據此則知孟子所謂：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頁十三）

亦非隨便謾罵。蓋儒家以為人之四端之表現於社會組織者，即所謂人倫。故雲：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離婁》上，《孟子》卷七頁十六）

又曰：

聖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孟子》卷七頁三）

若楊墨之道，廢棄人倫，則失其“所以為人者”，不合人之定義，故為禽獸也。亞力士多德以為人為政治動物。人性若能充分發展，即須有國家社會。否則不成其為人。儒家以為人須有君父，亦此意也。

人皆有善端，所謂聖人，不過將此善端擴而充之，至於“人倫之至”而已。故人人皆可以為聖人。孟子引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孟子》卷五頁一）

若自以為“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即“謂之自棄矣”。

孟子極重視個人，故亦注重個人之自由。至於所謂禮者，若人認為不合，可以否認之，改革之。《孟子》雲：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返，然後收其田裏。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裏。此之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離婁》下，《孟子》卷八頁二）

此孟子否認舊禮之言論也。孟子又曰：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離婁》下，《孟子》卷八頁三）

此亦謂個人判斷之權威，可在世俗所謂禮義之上。上文謂孔子注重個人性情之自由，同時又注重人之行為之外部規範。前者為孔子之新意，後者為古代之成規。（見第四章第五節）孟子則較注重於個人性情之自由。蓋孟子既主性善之說，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則個人之道德判斷，當然可重視矣。

人人皆可以為聖人，此人所皆可以自期許者也。至於人生中他方面之成敗利鈍，則不能計，亦不必計。孟子曰：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梁惠王》下，《孟子》卷二頁十六）

又曰：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幹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盡心》下，《孟子》卷十四頁十四）

此所謂天所謂命，皆指人力所無奈何之事，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吾人行事，只問其當否。當行則行，所謂“強為善”也。至其成敗利鈍，則依各方面之環境為轉移。此非盡為人力所能統治者；此所謂天也，命也。所謂命運之天即指此。墨家立非命之說，以與儒家對峙。實則儒家所謂之命，至少孟、荀所謂之命，並無迷信在內，與墨家所非者，並非一事。

五 【孟子反功利】

於此亦可知孟子所以反對利之故矣。孟子以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擴而充之，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四德為人性發展之自然結果，而人之所以須發展人性，因必如此方為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因四德為有利而始行之也。四德之行，當然可生於社會有利之結果，此結果雖極可貴，然亦系附帶的。猶之藝術家之作品，固可使人愉悅，然此乃附帶的結果；彼藝術家之創作，則所以表現其理想與情感，非為求人悅樂愉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