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戰國時之“百家之學”

就地域言,孟子所處之環境,與孔子大致相同。但就時代言,則自孔子至孟子百余年間,一般時勢及人之思想已大有變動。就人之思想方面言之,在孔子時,除孔子及其所遇之三五消極的“隱者”之流外,尚無其他有勢力的學派,與孔子對抗。即在墨子時,亦只有儒、墨二派,互相攻擊辯論。及至孟子時,則思想派別,已極復雜。《莊子·天下篇》所謂“百家之學”是也。孟子所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即其時代之情形也。

當孟子時,齊之稷下,為學術思想之一中心點。《史記》雲: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自如淳於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孟子荀卿列傳》,《史記》卷七十四,同文影殿刊本,頁三至五)

又雲: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田完世家》,《史記》卷四十六頁十二至十三)

《史記》謂孟子“遊事齊宣王”。《孟子》書中,記孟子與齊宣王問答之詞,孟子蓋亦曾居稷下,“不治而議論”也。稷下諸先生所著書,今皆佚。孟子所謂“處士橫議”之議論,今亦不可全聞。茲就《孟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史記》等書中所可見者述之。

一 【楊朱及道家之初起】

孟子謂其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叢刊》本,頁十三),孟子心目之大敵為楊、墨;其所自加之責任之最大者,亦為“距楊、墨”。(《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頁十四)楊為楊朱,墨為墨翟。墨翟之學,上已述之。楊朱之學,則除孟子大為宣傳外,其後言及之者甚少。今《列子》中《楊朱篇》,乃魏晉時人所作。其中所言極端的快樂主義,亦非楊朱所持。楊朱之主張,據孟子雲: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盡心》上,《孟子》卷十三頁十一)

《呂氏春秋》雲:

陽生貴己。(《不二篇》,《呂氏春秋》卷十七,《四部叢刊》本,頁十八)

《韓非子》雲: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顯學篇》,《韓非子》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八)

《淮南子》雲: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氾論訓》,劉文典先生《淮南鴻烈集解》卷十三頁十)

《呂氏春秋》所說“陽生貴己”,高誘即引孟子謂楊子之言注之。畢沅雲:“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是陽生即楊朱也。孟子所說“為我”,即《呂氏春秋》所謂“貴己”之義,亦即《淮南子》所說“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之義也。此為楊朱學說之主要意思。知此則知《韓非子》所說“輕物重生之士”,亦指楊朱之徒言也。依韓非所說,則楊朱之徒,雖拔其一毛而以天下與之,彼亦不為。[1]此所謂“輕物重生”,所謂“不以物累形”也。蓋天下雖大,外物也;一毛雖小,亦己之形、己之生之一部分;故前者可輕,而後者可重也。《淮南子》所說,尤可見孔、墨、楊、孟四人學說發生之次序。蓋自孔子至孟子,中間已插入墨、楊二家之學說。在孟子時儒、墨、楊已成為鼎足三分之勢力。孟子欲上繼孔子,故致力於“距楊、墨”也。

由上可知,在先秦人書中,未有言楊朱以如現所有《楊朱篇》所說之極端縱欲為理想生活者。如《楊朱篇》所說之學說,戰國時似已有之。(詳下)但非楊朱之學說耳。不過楊朱之學說,在孟子時既如此之盛,何以以後少人提及之?在表面上觀之,似乎楊朱之學,前無源,後無流,僅如曇花一現。於是有疑楊朱即為莊周者。然其說缺乏證據,不能成立。且楊朱之學,亦非無源流可考者。

在孔子時已有一種“避世”之人。此等人有知識學問,但見時亂之難於挽救,遂皆持消極態度,不肯幹預世事。孔子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