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原儒墨

（一）本篇所討論之問題

（二）論儒不必與殷民族有關

（三）殷周文化異同問題

（四）論儒之“古言服”

（五）論儒與“商祝”

（六）論《周易》

（七）論三年之喪

（八）論殷民族有無“懸記”

（九）論孔子是否“與殷商有一種密切之關系”

（十）論儒之起源

（十一）論儒俠

（十二）墨家之起源

（十三）論儒俠之共同道德

（十四）論墨家與普通俠士不同之處

（十五）論儒家墨家之教義之社會的背景

一 【本篇所討論之問題】

民國十六年，我在《燕京學報》發表《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一文。（《燕京學報》第二期）在那篇論文裏，我說：“本篇的主要意思，在於證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即令有所刪正，也不過如教授老儒之選文選詩。他一生果然不過是一個門徒眾多的教授老儒；但後人之以至聖先師等尊號與他加上，亦並非無理由。”（頁二三四）我又說：“孔子抱定一個‘有教無類’的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如此大招學生，不問身家，凡繳學費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種功課，教讀各種名貴典籍。這是何等的一個大解放。故以六藝教人或不始於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眾化，則實始於孔子。”（頁二四一）

過了兩年，傅孟真先生由廣州北來，示以他在中山大學所印之講義，內有《戰國子家敘論》。在此《敘論》裏，他有一節“論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於職業”。（油印講義本頁四）他說：“百家之說，皆由於才智之士，在一個特殊的地域，當一個特殊的時代，憑藉一種特殊職業而生。”（同上）他以為“儒家者流，出於教書匠”。（同上頁九）

又過了兩年，得見錢賓四先生的《諸子系年》稿本。其中有論及儒家之起源之部分。《諸子系年》現在尚未出版，但關於儒家之起源，錢先生已在別處論及。錢先生說：“《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柔乃儒之通訓，術士乃儒之別解。”“儒為術士，即通習六藝之士。古人以禮、樂、射、禦、書、數為六藝，通習六藝，即得進身貴族，為之家宰小相，稱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無不然。儒者乃當時社會生活一流品，正猶墨為刑徒苦役，亦當時社會生活一流品也。”“孔子不僅藉藝術以進身，孔子既明習藝術，乃判其孰中禮孰不中禮，而推本於周公文王。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我好古敏以求之，思欲以易夫當世。故其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儒僅當時生活一流品，非學者自錫之嘉名，故得有君子有小人，而孔子戒其弟子勿為小人儒也。”（《古史辯》第四冊序，頁一至二）

最近胡適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裏發表《說儒》一文。（《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在這篇論文裏，胡先生亦以為儒乃一種職業，乃社會生活一流品；此流品乃孔子之儒家所自出，孔子雖亦此流品中之一人，而因有特殊關系，故有其特殊的地位。

以上所述關於儒家之起源之說，我以為是對的。大概一個問題，到真正解決之時，大家對於他的解決，總會有不約而同的見解。胡先生以相禮為儒之職業之一。這一點亦是對的。

不過胡先生以為“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集刊》頁二三七）“他們負背著保存故國文化的遺風，故在那幾百年社會驟變，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勢之中，他們獨能繼續殷商的古衣冠，也許還繼續保存了殷商古文字言語。在他們自己民族的眼裏，他們是‘殷禮’（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與宣教師。”（同上頁二四二）這一點傅孟真先生亦主張之。（看傅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集刊》同期）不過他們關於此點之證明，我以為尚有可商之處。又關於孔子之地位一點，胡先生承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特殊地位，這是我所極其贊同的；不過他以為孔子乃當時所認為應殷民族之“懸記”而生之“救世主”，“他（孔子）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集刊》頁二六九）對於這一點，我也很持疑問。我這一篇論文，對於儒家之起源，不再有所論列，因為我所認為對的說法，已經如上述說過了。不過對於儒之起源，我打算藉與胡先生討論之便，發表一點意見。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儒家與儒兩名，並不是同一的意義。儒指以教書相禮等為職業之一種人。儒家指先秦諸子中之一學派。儒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職業，但二者並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