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法陰陽道德（第5/5頁）

我說諸子之學，“大都”出於“官”，因為我們所說，都是就當時之一般趨勢而言。當時在官世官世祿之專家，流入民間，各本其所長以為職業而謀生活。其後各職業之中，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為其職業中所特別注重之道德或行為所啟示，遂有一貫底學說，欲以“易天下”，此即是諸子之學。諸子出於職業，而職業出於“官”。就當時之一般趨勢，大體言之，固是如此。但如必為諸子之每家，皆確切指定一“官”，以為其所自出，則恐未免有穿鑿之處。蓋一則諸子出於“官”乃一種社會演變，自源至流，歷時久遠；自流溯源，有可明者，有不可明者。於其不可明者，亦必為指定一“官”，以為其所自出，則鑿矣。再則春秋戰國之時，社會之組織，日趨復雜；社會有新建設，新需要，人即有新職業。新職業有不必與舊日之“官”相應者。若有諸子之學，出於此新職業，而亦必為指定一舊日之“官”，以為其所自出，則尤鑿矣。劉歆於九流士家，皆為指一“官”以為其所自出，蓋由於漢人好系統，喜整齊之風尚。吾人於劉歆之說，只取其普通底說法，至於某家必出自某官之特殊底說法，則為吾人所不取。此吾人與劉歆不同之第三點。

劉歆以為古代聖人有完全底知識；及聖人歿而微言絕，於是諸子皆得聖人之一體，“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莊子·天下篇》亦同此見解，以為“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術為天下裂”，諸子“各得一察焉以自好”。這些見解，亦出於理想化古代。我們的見解，完全與此不同。這是我們與劉歆不同之第四點。

在上面所舉之四點中，我們可見劉歆，因受時代影響，用其特殊底看法，而得來之錯誤底論斷。而我們與其不同之處，可以說是我們對於劉歆之修正。我們對於諸子起源之說，可以說是修正劉歆之說，而同時予以新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