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法陰陽道德（第4/5頁）

再進一步之道家，則在根本上反對一切人為。以為現在之社會，即是人為之物；其中有罪惡痛苦，乃系當然。假使原來人即不作一事，則自無社會，而亦無罪惡苦痛。原來之隱士，不過笑儒墨救世之勞而無功。此更進一步之道家，則以為社會上之有苦痛罪惡，正儒墨一類聖人積極活動之結果。《莊子》雲：“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在宥》）又雲：“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天運》）隱士本為對於社會持消極態度之人，其初不過欲獨善其身。而自隱士出之道家，則進而以為社會之亂，正持積極態度之人之罪。此乃隱士態度之最大擴充，而“不知愧恥”之譏，加於儒墨，亦孔墨所不及料也。

《論語》雲：“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此所謂吾友，不知指何人。但“有若無，實若虛”頗足以表明道家之人生態度；或此即指早期道家之人，如隱士之流。不過早期道家之持此態度，亦欲全生免害，如《莊子·人間世》所說大木以“無用得終其天年”者。至《老子》乃就此人生態度，推衍引申，以為為天地萬物之根本之“道”亦“有若無，實若虛”。《老子》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此類之言，皆所以形容道之“有若無，實若虛”也。

五 【論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

依劉歆《七略》對於諸子之分派，除儒、墨、名、法、陰陽、道德，六家外，尚有農、縱橫、雜、小說，四家。自舊日所謂道術之觀點，小說家不在“可觀”之列，已為劉歆所承認，故曰：“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雜家本不成家，其書不過百科全書之類。戰國誠多縱橫之士，然未聞有縱橫之學。農家之說，如若《呂氏春秋·任地辨土》所載，則為關於農業之技術。如有若孟子所述許行之學說，則其說似為道家或墨家一派之“支與流裔”。此所謂三家在思想史之重要，皆不能與儒墨等六家並論。故依司馬談所說，只取六家，而討論其起源。

自《原儒墨》及以上所述，可見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亦非全無歷史底根據。（這一點傅孟真先生早已注意到；見所著《戰國子家敘論》。）每一歷史家對於歷史之報告及解釋，往往不免受其自身所處時代之影響。各時代的歷史家所處時代不同，因之其對於歷史上同一事實的看法亦異。後來歷史家的任務，在多數事例中，不是在於推翻或抹殺以前歷史家對於歷史之報告及解釋；而是在於找出其報告及解釋中，何者為合於事實，何者為因其特殊底看法而得來的錯誤底論斷。換言之，後來歷史家的所作，或應作的事情，在多數事例中，不是推翻或抹殺以前歷史家之工作，而是重新修正之，解釋之。這就是我所說“疑古”與“釋古”之別。

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其主要意思，是有歷史底根據。不過有幾點是因其特殊底看法而得來的錯誤底論斷。他所以有其特殊底看法，則因其受其自身所處時代之影響。在這幾點上我們的見解，與劉歆完全不同。

在第一點上，我們與劉歆不同底，即是劉歆理想化古代之一點。這一點並不是劉歆個人的錯誤，而實是當時一種底“時代精神”。劉歆及其時人承受了儒家的傳統見解，把原來的周制，理想化了。凡與他們理想化底周制不同之制度，皆認為不合。他們以為由在官專家世官世祿之制度變為在野專家，以自由職業謀生之制度，為一種錯亂。所以在《漢志》中充滿了世道淩夷之空氣。這個一般底看法，照我們現在底意見，是完全不對底。在此點我們的看法與劉歆恰正相反。

在漢代中國已是一統底帝國，中央政府的力量很大。一切學問技藝，俱有集中於中央之趨勢，劉歆及其時人自漢以推周，以為周末一切學術，皆出於“王”官。其實在周之封建政治制度中，每一個諸侯，在他國內，都是一個具體而微底王。每一個國的公室，都是一個具體而微底王室。王有王的“官”，各國的諸侯，也各自有其“官”。及貴族政治崩壞，“官失其守”，在官之專家流入民間。這些專家不必皆自王室之官流出。而諸子之學之興，亦更不必出於自王室之官流出之專家。所以我們雖亦以為諸子之學大都出於“官”，但不必出於“王”官。這是我們與劉歆不同之第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