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雜家（與張可為君合作）

（一）緒言

（二）戰國末至秦漢思想統一運動之歷史的原因

（三）戰國末期之道術統一說

（1）荀子之王制論

（2）《莊子·天下篇》之道術統一說

（3）韓非子“言談者必歸於法”之主張

（四）總論雜家

（五）《呂氏春秋》

（1）方術統一論

（2）義利論

（3）反“非攻”及薄葬等主張

（4）余論

（六）《淮南內篇》

（1）道無為

（2）本末說的道術統一論

（七）漢代其他各家之雜家傾向

（八）余論

一 【緒言】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打算說明在戰國末期到秦漢之際，中國思想界有一種“道術統一”的學說，在思想家與政治家之間流行著。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有一種思想統一的運動。“道術統一”的學說，即是在這種運動中生出來的。有這種運動，有這種學說，思想界中即生出一種新的派別。此新派別即是《漢書·藝文志》所謂《雜家》。

“道術”一詞，照《莊子·天下篇》所與的意義，差不多與西洋有一部分哲學家所謂“真理”一詞範圍相同。（他們寫這個字的時候，第一個字母，是要用大寫的）大概言之，道術是對道而言，道是萬事萬物的總原理，對於此總原理的知識，就是道術；道術是對於道的知識，故有時亦簡稱曰道。荀子對於此所謂真理，即只稱之曰道，而不稱之曰道術。道既然無所不在，所以道術亦是無所不包。人所有的一切知識，以及各家的學說，都可以說是道術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從道術分出來的。《莊子·天下篇》說：“道術將為天下裂。”從道術裂出來的知識或學說，都只是整個的真理之一部分，即《天下篇》所謂“方術”。

凡以為有如此的道術，而自道術的觀點，以批評，統一各派學說者，其主張我們稱之為“道術統一”說。不以為或不說有如此的道術，而從別的觀點，以批評，統一各派學說者，其主張我們稱之為統一思想或統一方術。

二 【戰國末至秦漢思想統一運動之歷史的原因】

自春秋訖漢初，中國歷史的趨勢，在政治方面說，是統治機構由多元的變成一元的，由分散的變成統一的。自春秋時起，尤其是春秋以後，中國舊有的封建諸侯，各把自己的“國”做單位，在國內削滅了貴族，即所謂“家”的勢力，集權中央，在國外則吞並弱小，巧取豪奪，以擴大疆土。這些國家，每一個都在有意地或無意地，企圖完成這統一政治機構的歷史使命，用當時的話說，就是說要企圖去“王天下”。這種趨勢，在戰國末年更為顯著，而一般人也希望這種趨勢，能以成為事實。孟子說“定於一”，正是表示這種希望。

自春秋以降，各家學說的興起，本來都是打算解決當時的各種問題的，都要“救世之弊”。因其所見不同，主張各殊，而又皆求其能得用於君，得行於世，所以就不免爭辯。各家學說，愈趨完整，派別之分，越發顯然，爭辯亦日益激烈。春秋時代，孔子只說：“道不同不相為謀。”戰國初期，孟子就主張：“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善於“知言養氣”的孟夫子，在那時代，就不得不實行“理論鬥爭”了。

到了戰國末期，統一的局面，已有眉目。一元統治的政治機構的理想，漸漸具體化。思想界對於百家分歧沖突的局面，亦漸感覺不滿了。第一個使各家都不滿意的，是分析堅白同異的辯者。荀子說辯者之學是“不急之察”，又叫它做“奸”道。他說：“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荀子·儒效篇》）至於莊子、韓非，雖其觀點與荀子不同，學說各異，而其主張取消辯者之學大家倒是一致。莊子從知識論出發，指出所謂“辯者之囿”，說惠施“辯之不足，益之以怪，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篇》）韓非從治國的觀點出發，說：“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征》）這種對於辯者一致的攻擊，即表示當時人對於各家“理論鬥爭”之厭惡，亦即是當時思想統一運動之表現。

思想統一運動，其興起大概是由於下列三種情形：

第一，從歷史上看，就統治者說，思想統一是必需的。因為統治者一方面在決定政策上，必需有一個一貫的理論根據，一方面在政策施行上，也需不受太多的龐雜不一致的批評，所有的統治者，大概都是主張思想統一的，自戰國至秦漢，政治上既趨向“大統一”，所以統治者亦提倡思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