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法陰陽道德（第3/5頁）
《呂氏春秋·勿躬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說：管仲自以為對於軍事、外交、理財、治獄，皆非專家，但“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蓋其所長，乃霸王之術，其專家乃政治專家也。韓非說：“當今之士，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吳起商鞅）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韓非子·和氏》）是法術之士亦自以其所長乃霸王之術。管仲雖未必講如以後法術之士所講之“法”“術”，但他亦長霸王之術，為後世法術之士所引為同志。且他相齊，霸諸侯，而又死在桓公之前，得以富貴功名終。此又法術之士所認為最成功者。所以一部分法術之士，遂追奉管仲為首領，而因有《管子》之書。
儒家者流，如孔子、孟子，亦皆欲從事政治，雖不講霸，卻亦講王。何以此以政治專家獨歸之法術之士？蓋儒家雖亦講政治，而其所自出之儒，卻非以政治為職業之專家。戰國諸子，及其成“家”之時，無不談政治。即公孫龍白馬之論，依今觀之，最與政治無關，但他亦“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公孫龍子·跡府篇》）不過除法家外，別家多不是自以政治為職業之政治專家出來，所以他們對於政治之見解，多偏於理想，與實際政治，相離甚遠。所謂“迂遠而闊於事情”。中國以後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學說支配；因為他們的學說，乃從實際政治出來，切於實用。
三 【論陰陽家之起源】
陰陽家者流，出於方士。古代貴族多養有巫祝術數專家。及貴族政治崩壞，此等專家，“官失其守”，遂流落民間，賣其技藝為生，即為方士。如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貴義篇》）此日者即當時在民間之術數專家也。司馬遷謂司馬季主蔔於長安東市，與宋忠、賈誼談，“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兇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史記·日者列傳》）此等問題，正陰陽家所討論者也。司馬遷又謂：“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史記·封禪書》）此以為方士傳騶衍之術，而實則騶衍之術，亦出於方士。如所謂五德者，其支配四方（上所引《墨子·貴義篇》一段中即言及之）及四時（如《呂氏春秋》所載《月令》）之力量，本已有之成說，騶衍不過又以之適用於歷史耳。
方士與儒家所自出之儒士，關系甚密切。蓋儒士為禮樂專家，而禮樂原來最大之用，在於喪祭。喪祭用巫祝，亦用禮樂專家，此二種人乃常在一處之同事。雖後來儒家，如荀子等，將禮樂中之迷信成分，掃除凈盡，而予之以新意義，新解釋，然儒士原來所用之禮樂，其原來之意義，則與方士所見極近。《史記·封禪書》所載對於名山大川，及諸神之祭祀，為禮樂專家之事，亦為巫祝方士之事。《封禪書》又謂：“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巫祝所注意之事，亦有為孔子所注意。蓋原來儒士與巫祝本有時為同事也。及秦漢之時，儒士與方士，二名常混而不分。其所以如此，雖為在秦漢儒家與陰陽家混合之結果，然儒士與巫祝本來之關系，自亦為一因也。
在秦漢，儒家之人亦為陰陽家之人，儒士亦為方士。例如董仲舒一人即備此四項資格。其書中有求雨止雨之方法，實即方士之方術也。
四 【論道家學說所受隱士人生態度之影響】
道家者流，出於隱士。道家與隱士之關系，我在《中國哲學史》已有詳細論述。（第七章第一節。此節系新增）茲僅補述道家學說所受隱士人生態度之影響。
道家出於隱士，故其理想中之人物，為許由、務光之徒。此等人對於政治社會，皆取旁觀態度。此態度在道家思想中，隨時皆可見。原來隱士之出此態度，無非欲避世遠害，獨善其身。彼明認彼等出此態度，乃純為其自身打算。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即楊朱之徒，倡一種學說，以予此態度以理論底根據，其學說所主張，亦不外此。及進一步之道家，則謂：宇宙間諸事物之變化，皆遵循一定底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亦如此。在人事界中，社會上諸種變動，皆自然得其必得，應得之結果，吾人實只須旁觀以俟之。此意在《老子》書中，最為明顯。如《老子》雲：“強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蓋“惡人自有惡人磨”，吾人實只須旁觀以待其受“磨”。又雲：“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七十四章）應該被殺者，若時機已到，自有人殺之，不必我殺之。若時機未到，而我欲強殺之，則不但不能殺彼，而我且先受其害矣。此亦主吾人對於社會，須持旁觀態度；但其所持理論，與楊朱不同。依此理論，即身在某事中，本身主持某事者，對於其所主持之事，亦宜順其自然底演變，而本身只持旁觀態度。如《老子》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二十九章）“為”者，即作一事之時機，即所謂客觀底條件，尚未到，而主事者即欲勉強發動。“執”者，即一事之時機已過，而主事者尚欲勉強繼續。真善主事者，對於其所主之事，只持旁觀態度，不為而任其自然演變，則即“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無為而不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