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浩然之氣章解（第3/4頁）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朱子說：“告子於言有所未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強持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解似得之。但如以“持志”為告子得不動心的方法，則“強持其心”四字，即更有著落。孟施舍、北宮黝以“守氣”得不動心。是其不動心，得助於氣也。告子則不求助於氣，而但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強制的方法為“持志”。小說中常說：某人“把心一橫，將生死置於度外”。“把心一橫”即持志也。“將生死置於度外”，即不動心也。如兵在戰場，其為“一股勁”所鼓舞，而志危險者，即如孟施舍等之“守氣”也。其明知危險，而“把心一橫，將生死置於度外”者，即如告子之“持志”也。孟子本不贊成孟施舍等之專以“守氣”得不動心，故對告子之“勿求於氣”，亦稱之曰可。朱子說：“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康有為說：他的思想，於三十歲前，即已固定，以後不能進亦不求進。胡適之先生說：曾見一經濟學家，自言不願往蘇聯。因恐一去，則對於其自己的學說底信念，發生動搖。此即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類。凡所謂頑固者流，對於新學說，新思想，深閉固拒，亦是此類。孟子以此為不可。蓋孟子的不動心，乃自集義及知言得來，下文可見。知言即“诐辭知其所蔽”等。孟子以為，即使錯誤底言，亦須知其錯在何處。若不能如此，而只“把心一橫”，一切不理，固然是亦可以不動心。但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朱子《集注》語）

孟子又替告子解釋，何以不求助於氣，而即能強制其心。因為照告子的說法，志是“氣之帥”，氣是“體之充”。所以說氣是“體之充”者，大概因為如北宮黝等所守之氣，可以鼓舞人的精神，使之勇往直前，好像把人的身體，充實起來。我們現在謂，與人以鼓勵為與之“打氣”。垂頭喪氣底人，我們謂之為“泄氣”。大概亦是同樣底比喻。志為氣之帥，所以志之所至，氣亦隨之，即所謂“志至焉，氣次焉”。所以告子主張“持志”。所以他說：“持其志，無暴其氣。”趙岐注說：“暴，亂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正與“不得與心，勿求與氣”，有相似底作用。

不過志既是氣之帥，則只說“持志”即可，何必又說“無暴其氣”呢？公孫醜又一追問。孟子又替告子解釋說：“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例如一人本有殺敵報國的志，固可因此志而有所謂“敵愾同仇”的氣。但如用軍樂或演講，動了人的“敵愾同仇”的氣，亦可因此氣而使之有殺敵報國的志。一個“一股勁”往前奔跑底人，其氣甚盛甚銳。但他如忽然跌了一交，這不止挫了他的銳氣，他的心亦要受點影響。此所謂“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或問：孟子原文此段上文是：“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上文既如此問，則此段的答，應亦是兼說二者。如以為此段是專說告子得不動心的方法，則與上文的問話不合。於此我們說：公孫醜如此問，孟子亦如此答。但因孟子於說告子的方法時，夾敘夾議，公孫醜亦插了一個小問題，以致打斷了孟子的話頭。所以下面公孫醜又提起原來問題的未經回答的部分：“敢問夫子惡乎長？”因上文已講過告子的方法，故此專問孟子的方法。孟子答：“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是孟子得不動心的方法。照我們的講法，浩然之氣之“氣”，與孟施舍等“守氣”之氣在性質上，是相同底。其不同在其是“浩然”。浩然者，大也。其所以大者何在？孟施舍等所守之氣，是關於人與人底關系者，而浩然之氣，則是關於人與宇宙底關系者。有孟施舍等之氣，則可以堂堂立於人間而無懼，有浩然之氣，則可以堂堂立於宇宙間而無懼。浩然之氣能使人堂堂立於宇宙間而無懼。所以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孟施舍等的氣，尚須養以得之，其養勇即養氣也。浩然之氣，更須養以得之。怎麽養法呢？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道者，趙岐注說是“陰陽大道”。朱子《集注》說是：“天理之自然。”趙注因不對，朱注亦似未得其解。這個道即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道，亦即是義理。養浩然之氣的方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宇宙，有正確底了解，此了解即是道；一方面是力行人在宇宙間應有底義務，此義務即是道德底義務，亦即是義。合此兩方面，即是“配義與道”。常行義即是集義，集義既久，則浩然之氣，自然而然生出。一點勉強不得。此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朱子說：“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語類》卷五十二）此句正是孟子說明其自己與告子底不同。告子以“持其志，無暴其氣”得不動心，正是“義襲而取”。所以下文即說：“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告子是從外面拿一個義來，強制其心，而孟子則以行義為心的自然底發展，行義既久，浩然之氣，即自然由中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