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北京的陷落（第3/14頁）

崇禎帝意識到，由於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軍事威脅。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學士黃景昉一份很長的奏折，他力主從東北前線調回吳三桂的戍邊軍隊，以加強缺乏訓練的京師駐軍。黃景昉還指出，陜西與河南的社會治安幾乎完全破壞了，驛遞中斷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員，並且由於官府全無稅收，無法提供軍餉，甚至連官吏的俸祿也談不上了，當地官軍只得強搶百姓僅有的口糧，以至逼民為盜。這種混亂局面勢必繼續，除非皇上鼓勵當地豪俠與士紳組織鄉兵，創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

崇禎帝對此建議反應冷淡——這部分是因為他擔心這種鄉兵會成為更大的禍害；部分是因為在河南、陜西征募驍勇，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及時扭轉危局，挽救京師。召回戍邊駐軍當然是一種辦法，但當時未真正引起重視。於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將領。但局勢已如此暗淡無望，以至朝廷命余應桂前去統轄陜西明軍時，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聲來，並斷言：“不益餉，臣雖去無益。”最後余應桂試圖阻擋李自成的先頭部隊渡過黃河進入山西，但為時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軍前鋒開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衛京城的第一道防線。皇上大怒，將兵部尚書張國維革職下獄；然而就在此時，平陽又告失守。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滿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實際的總體改革建議，卻不重視日常的具體行政措施。大臣們經常為他們的平庸無能辯解，對其貪汙腐敗表示痛心悔恨，誇張官僚的苦衷——而對迫切緊要的改革只提出過於簡單空洞的計劃。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後，大學士蔣德璟在回答皇上召問時，就根據他讀過的《明會典》，提出了這樣一個幼稚的建議：要求朝廷恢復明太祖時會集眾臣舉行射禮的做法。他認為倘能如此，則尚武之風可興，衛所之制也可復振。皇上稱贊說這真是個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業已衰落無望的衛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學家所譏刺的那樣，皇上此令“不能行也”。

雖然日常工作仍在進行，王朝尚未覆滅，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數官員逐漸預感到明朝的統治已注定要完結了，因為它已經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現了災禍：天花流行，莊稼欠收，成千上萬的農民結夥投奔義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對皇上說，這是“衣食租稅”的官吏和富戶壓迫、剝削百姓所致。但應做些什麽呢？盡管大學士魏藻德堅持認為李自成軍中大部分將士是被脅迫入夥的，他力主明軍士兵應殺死那些動搖不忠的農民，但幾乎無人懷疑，李自成手下聚集著大批自發的追隨者。不祥之兆進一步顯示出明朝的氣數已盡：夜晚走過紫禁城正門的行人，聽到戰死疆場的鬼魂的喧鬧和幽靈淒厲的哀嚎。

此時，崇禎帝將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師的防衛上。北京駐軍的情況相當糟糕，三大營的兵力在全盛時估計至少有70萬，但現在已變成了老弱之軍，將領們又以市井無賴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數，從中貪汙空額軍餉。兩年前，崇禎的一位親戚李國楨說服了皇上，讓他來整頓京營，但在這位刁滑的親信統領之下，三大營的實際狀況變得更糟。李國楨以改革軍務為由，從國庫及內庫中騙出數十萬兩銀子。與此同時，更有勢力的宮中太監又將大部分精壯士兵挑出來充當他們的私人侍從。1643年，疾病在京師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傳為笑料的老弱殘兵，而且由於掌管宮中廚事的太監不再向他們發放口糧，這些士兵正在饑餓中死去。

而用來維持這支烏合之眾的軍隊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軍費又在哪兒呢？從賬簿上看，前線軍隊每月要消耗餉銀40萬兩，而新、舊府庫一共只剩下4200兩，戶部的收入則幾乎等於零。在正常情況下，皇帝個人的收入有400多萬兩金花銀。可這種收入已大大下降，宮廷的花費卻大得驚人，物價又在飛漲。據傳，皇上私蓄所剩不會超過幾十萬兩。所以，為了斂錢，崇禎帝決定允許因納賄下獄的官員以重金贖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獻出部分家產以作京師防衛之用後獲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親戚施加壓力，迫其獻產。此外，也有人自願捐錢，特別是當朝廷宣布捐錢多者可得封爵之後。還有來自官員會館的集體捐助。但用這種方法只籌集到20萬兩。不少贖金實際還沒有上交國庫，就被戶部的貪官汙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糧倉空了，衛戍京城的軍隊幾乎一年沒有得到軍餉。正如一位將領所報告的那樣：“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