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南京政權（第4/29頁）

到16世紀頭10年後期，這一沒收政策也被廣泛運用於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實上，人們完全可以用16世紀中原及南方富戶的莊園堡壘來證明，皇帝正開始失去強奪鄉紳土地的能力或願望。但明朝後期的皇帝又逐漸將剝奪目標轉向了更容易對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紀初，諸王的地產已十分龐大（與窮困潦倒的下層皇室成員相反）。1605年，四川巡撫報告說，該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諸王手中，20％為軍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種的土地只有10％。

明朝後期，貴族在整體上缺乏社會凝聚力，他們甚至不能被稱作一個集團。那些僅被登記為皇族成員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窮，可是皇帝的少數近親卻可以乘機積累巨資，發揮巨大影響。萬歷帝（1573—1619）有一個愛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寵愛的鄭貴妃。多年來，鄭貴妃不顧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謀劃將自己的兒子立為太子。因朝中多數大臣（包括許多後來與東林黨有關系的人）的反對，皇上只得於1601年立其長子（後來的光宗）為太子。作為朱常洵未能立為太子的損失，萬歷帝封他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陽），並詔賜良田4萬頃為食邑。這一數字相當於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從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結果，河南、山東和湖廣共有約2萬頃民田被劃歸福王。此外，被沒官的前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的土地亦劃歸福王所有，同時他還得到了四川茶鹽專賣權。

因此，福王的生活極其奢華。他喜歡嫖娼，並為此揮霍了30余萬兩。他在洛陽的王府造價高達28萬兩，是規定造價的10倍。為了滿足其貪欲，他手下的宦官繼續肆意掠奪土地，並用天下最殘酷的手段管理這些掠奪來的莊田。福王在府中飲酒作樂，其佃戶卻餓死在遭受饑荒的洛陽郊外。河南百姓紛紛傳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當時，一支明軍奉命渡洛河增援正與農民軍作戰的部隊，軍中有人大聲喊道：“王府金銀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

此後不久，李自成的軍隊於1640年攻入洛陽，福王府被放火燒了三天。李自成殺福王，飲其血，並令將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幾乎全部被殺，只有王妃和一個王子設法逃過黃河，幸免於難。這個王子即朱由崧，他於1643年被其叔祖崇禎皇帝封襲福王爵。

這位福王，據說同他的父親一樣沉溺於酒色，被後來史家稱為“暗弱”的典型。當崇禎死訊傳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時，他的壞名聲甚至使他險些失去了繼承皇位的資格。

皇位繼承危機

南京的大臣們在發誓與農民軍血戰到底之後，便想到要將他們的軍隊聯合起來，擁立一位皇帝。他們知道，崇禎的兒子們有的已經死了，有的落入農民軍之手。淮河流域有許多從山東、河南棄家南逃的明宗室親王正在巡撫路振飛處避難。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榮王也都為躲避大順軍而來到了淮安。

對南京一些有影響的官員來說，逃難諸王中最有號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繼承的競爭者中，他被認為是最賢明和最謹慎的，他得到著名東林黨人兵部侍郎呂大器、禮部侍郎錢謙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廣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則是萬歷皇帝的嫡孫。在皇位的繼承資格上，潞王較福王遜色。因此，盡管福王無知、貪婪、酗酒、兇殘、專橫、好色、不孝，但在現存的諸王中卻與皇室的血緣最近。於是，在決定由誰繼承皇位的問題上，以“賢”取人的一派同以“親”取人的一派發生了沖突。

主張以親取人的一派，其領袖是鳳陽總兵馬士英（1619年進士）。1632年，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撫時，因賄賂罪被流放戍邊，後來經其同年阮大鋮說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學士周延儒擢其為鳳陽總督，不久便因擊敗農民軍而立下赫赫戰功。作為淮河流域掌管軍政與民政的主要官員，他與巡撫路振飛展開了爭奪淮河流域控制權的鬥爭。5月8日，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達其對手路振飛所在的淮安避難，即邀請這位可能的皇位繼承人前往鳳陽，以便盡力促成其即位。

於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現了兩位皇帝候選人。一位是得到呂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數文職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則是鳳陽總督馬士英支持的福王。軍事實力的比較使天平傾向後者。馬士英本人並無足夠的軍隊操縱此事，但他派遣人馬船只接福王南下長江之後，又小心遊說，爭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將領們的支持。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和劉良佐很快都相繼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確表示。說穿了，福王在這場“賢”與“親”的競爭中獲勝，幾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場軍事政變。《明史》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記述這一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