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南京政權（第2/29頁）

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識到單憑他們自己的軍隊是無法抵禦北方農民軍的。因此，他們共同擬定了一道檄文：

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

這篇文字經過仔細推敲，用了會使人想起古代經典中理想化的軍事將領之形象的“司馬”一詞，以求打動那些願意加入古代“司馬”行列的將領。因此，檄文的對象十分籠統，是廣泛地針對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謂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強武裝，也包括各地明軍將領。檄文發布之後，南京的大臣們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聯絡江北豪強統轄的“義勇”。同時，他們又盡力爭取駐守在南明與北方大順政權之間的明軍將領繼續為明朝效忠。

後者中有四名將領——他們各自擁有約15萬令人生畏的士兵，經常蹂躪本應給予保護的農民——將要或已經率部進入淮河中遊地區。一位是劉澤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東明軍統帥。當崇禎帝要求他會同其他幾位將領一起進軍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圍困的朝廷時，他非但不從，反而掉頭南下，一路劫掠，經臨清抵達鳳陽，據說，其部在鳳陽又屠殺了許多當地居民。

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將領是黃得功。與劉澤清相比，他的軍紀較嚴。他是遼寧人，行武出身，自少從軍於遼陽，並因戰功而不斷晉升。17世紀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戰屢屢獲勝，1641年被任命為鳳陽總兵。1642年，黃得功獲潛山大捷後，又擊退了進攻桐城的張獻忠部。此後不久，黃得功被調到安徽中部，鎮守廬州（合肥）。

第三位將領是劉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隸的盜匪，1637年加入明軍，並與農民軍羅汝才部交戰。1642年，他隨黃得功抵禦張獻忠，所以當時也在鳳陽地區。其所屬部眾號稱10萬。

高傑是江北諸將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幹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將，曾與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為逃避懲罰，他於1635年投降明朝，授遊擊之職，率所部人馬作為孫傳庭軍的先鋒與李自成交戰。1643年，孫傳庭在潼關被殺後，高傑便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1644年北京即將陷落時，高傑的態度也同劉澤清一樣變化無常。他不率軍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縱兵劫掠山西東南的澤州，然後於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

高傑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萬狀，自北京陷落後，徐州城中已經是混亂不堪。實際上，徐州長官黃希憲已將此城交給了大順官員武愫。武愫（原為明朝進士）於1644年6月3日抵達徐州，並因受到地方官員及士紳的敬重而被接受，盡管一位當地的詩人曾悲嘆：“天下豈有正人君子而謁賊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個原因是士紳們對局勢混亂十分恐懼。在徐州西南與河南交界處的碭山一帶，汪廷對等當地士紳已組織起自己的武裝，用來對付“狂徒”，後又用來迎接清軍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內一直試圖安定民心，並多次深入鄉村尋求當地鄉紳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順政權也已垮台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離徐州，使該城幾乎完全暴露在高傑等人面前。

由於徐州失去了保護，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揚州——在流竄於淮河流域的各路軍隊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這兩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積極采取措施，準備自衛。正是由於有路振飛在淮安，人們才有了堅守的信心。巡撫路振飛是一位傑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稱，在軍事上也頗有經驗。路振飛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時，曾統領過防禦叛匪的地方軍隊，並於1632年派鄭芝龍抗擊海盜劉香，將其擊潰。路振飛還是個仗義直言的人：1631年，他參與彈劾周延儒；此後又與溫體仁發生爭執，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貶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飛被任命總督大運河漕運，兼淮揚巡撫。

北京陷落後，路振飛決心將淮安建成明朝的堅固堡壘。他迅速頒布了戒嚴令，將市民重新組織起來，並派遣手下官員分守各處。同時，他還鼓勵地方武裝（團練、鄉兵）招兵買馬。自1511年、1512年以來，淮安以東的海州經常受到海盜襲擊，地方武裝相當普遍。而淮安地區卻不是這樣，故路振飛不得不為地方武裝設計訓練方案。在他的指揮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義兵”，每坊由兩名生員負責操練，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長”之職（應為“社長”——譯者）。這些義兵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城鎮的夜間巡邏，並時刻保持戰備狀態。他們保持著鬥志，堅定地反對任何對大順政權持妥協和支持態度的人。徐州的士紳們能夠接受一位大順官員，但路振飛卻決不允許任何大順官員進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後的數周內，他便召集當地鄉紳和號稱2萬的“義兵”，將當地的“偽官”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