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多爾袞攝政

各處征伐，皆叔父倡謀出奇。攻城必克，野戰必勝。叔父幼而正直，義無隱情，體國忠貞，助成大業。

福臨登基詔。《世祖
實錄》第九卷，第113頁

1644年5月2日，就在多爾袞下決心著手征服中國的前七天，大學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滿文本遼、金、元三史。希福解釋說，這些史書中包含了許多過去的教訓，包括以前這幾個征服王朝所經歷的“政治之得失”，“其事雖往，而可以詔今；其人雖亡，而足以鏡世”。翻譯漢文史書的工作始於1636年。因為太宗（他剛把國號從“後金”改為“清”）認為，所有滿洲官員都應該研究這三朝的歷史，“善足為法，惡足為戒”。太宗本人從這三朝歷史，尤其是從《金史》中得到的鑒誡，就是漢化的危險：“後代習漢法而忘箭術”。在1644年，對於許多隨從多爾袞入侵中原多少有點勉強的貝勒們來說，這仍是一件令人關心的事。不過多爾袞自己從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訓，這就是部落貴族與皇帝之間災難性的內訌，無異自相殘殺，極其危險。

讀一讀《金史》，我們就會明白征服者上層之間的這種分裂，是怎樣助長了漢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這種政治派系反過來又激化了漢化的皇帝與排外的貴族之間的敵意。我們也可以發現，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漢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權的加強而欣然擁護君王的，而女真將領和貴族們又是如何地反對漢化政策。因為制度改革的結果，威脅到他們對自己的勢力範圍的獨立控制權。於是對行政改革的意見分歧變成了殘忍的權力鬥爭，這場鬥爭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後持續的漢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礎一樣。

當多爾袞仔細考慮占領北京的決定時，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滿洲人是否能夠避免類似的結局。對於滿洲人來說，這裏存在著漢族皇室與外廷官僚們長期的緊張關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復雜的官吏隊伍。此外，滿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貴族集團間導致沖突。而且，已經以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機構，也使滿洲貴族與滿漢儒家君主政體之間這些潛在的對抗得以加劇，並且集中了起來。

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內院

議政王大臣會議可以追溯到1622年，當時努爾哈赤確定皇子八人為和碩貝勒，共議國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負責監察，以使努爾哈赤得以覺察八貝勒的密謀。皇太極繼努爾哈赤登位後，加強皇權，逐漸廢棄皇帝與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權力加強，人員增多。1626年，又命總管旗務的八大臣參預議政。1637年太宗稱帝後，議政王大臣會議進一步擴大，秉命審議軍事得失，籌劃外交事務。它體現了源於滿族興起初期的部落貴族的高度權威；但盡管如此，議政王大臣會議仍十分明顯的是皇帝的一個咨詢機構，被小心地約束在官僚機構的範圍之內，因此它並不能充當帝國政府集體決策機構的角色。

如果說議政王大臣會議代表了貴族的集體統治，那麽早先的另一機構顯然更多地象征著皇權及其決策作用。它最初是個文書機構，負責把漢文文書譯成滿文，或把滿文文書譯成漢文的工作。1658年後，稱為內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設置筆帖式，受理牛錄賬籍。這些人後來逐漸發展成了受命記注國家政務、翻譯漢文資料的儒臣。最初他們倒並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極置六部後，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禮部試譯員16人，授為舉人，此銜為文職遂成定制。兩年後，其所供職的文館（初建於1629年）正式改為內三院：內國史院，掌編纂實錄，收藏禦制文字，撰擬祝文、誥命、冊文等；內秘書院，掌撰擬與外國書，及敕諭、祭文等；內弘文院，掌為皇帝進講道德得失，並為皇子侍講之職。起初設大學士至少四人，掌內三院之事，滿漢各二人。1636年，漢大學士減員一人，並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範文程擔任。

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三院這兩個機構，初看上去似乎與明朝的兩個類似的機構相對應：九卿科道會議和內閣。九卿科道會議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與大理寺的長官組成；皇帝的內閣則甚至包括了與天子最為接近的翰林院，掌編史、起草詔令文書、研究學問、編纂書籍等事。不過事實上，明、清兩朝機構的基本職能是迥然不同的。

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會議聆聽廷訓，被召集討論重大政策，但它顯然是一個作為皇帝侍從的咨詢機構；而清朝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勢則大得多了，體現了早先滿族集體統治的傳統。新朝初建，這個區別即已存在。議政王大臣會議掌外交與軍務，認可皇帝在這些方面的決策，九卿會議則是嚴格的咨詢機構，滿漢大臣時而合議，時而分議，對政策的制定發表意見，提名大臣人選，討論行政法規。九卿會議常與王大臣會議一起召開，但相對於權力更大的王大臣會議，九卿會議顯然是一個輔助性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