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湖廣初熟 第二節（第2/6頁）

石越默然無言，這不過幾年前的事情，雖然他並非決策之臣，但事事歷歷在目，自己當時也未必有此見識。

“參政可知夏國之兵乎？”智緣手指橫山，重重一劃，帶著幾分遺憾的語氣說道：“夏國雖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戰，人馬精強慣習戰鬥者，惟二百余裏橫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國每入寇，橫山兵必為前鋒。嘉佑八年，橫山部將輕泥懷側苦於諒詐虐用，率所屬歸附，請兵延州，約中國會兵靈夏，此天賜之機。昔日吐蕃衰絕、回紇亂亡，無不由此。本是夏國安危之機，然會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應，諒詐已然得訊，立時遣使安撫，天賜良機，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實為可惜！”

石越以前從未聽聞此事，不由愕然，不過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駕崩，英宗並非仁宗親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輕啟邊釁。縱有機會被白白浪廢，也是在所難免。

“故夏國並非無隙可乘，其國上則權臣當道，女主臨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則各部心懷怨恨，常有異心，百姓亦苦於賦斂，且兩國和市久絕，其國中必然匱乏，民不能無怨。光復河套之要，在於大宋能把握時機，善用將領。言臣紛紛，於防範權臣或有利，於軍機大事則常誤。行大事者，豈能順庸人之意哉？！”智緣說起來，依然是一臉不平。

石越凝視智緣，忽然揖首道：“越不才，願請教大師圖夏之策。”

“朝中王副樞使、郭侍郎，本朝名將，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參政何故問一老僧？”

“若機會已至，當問策於王、郭。然越以為，不能坐等良機天賜，沒有機會，便要設法制造機會！越所請教於大師者，是如何制造機會？”說罷，朝侍劍打了個眼色，侍劍立時斥退廳中所有家人。

智緣待眾人散盡，這才笑道：“貧僧有三策，可獻於參政……”

數日之後。

大宋尚書省非常低調地成立了一個臨時機構，其全稱為“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軍屯制置使司”，負責全面協調軍屯地點勘測工作，由尚書省與樞密院各派一人並同主持，尚書省方面的官員是工部尚書蘇轍，樞密院則是樞密院都承旨曾孝寬，二人一同擔任“四路軍屯制置使”。四路軍屯制置使司向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個規模可觀的調查團，調查各路州縣可以進行軍屯的地點、規模與周邊狀況，畫出地圖，撰寫報告，最後再由蘇轍與曾孝寬選定方案，交由尚書省決策。四路軍屯計劃悄然拉開序幕。

與此同時，工部工部司的官員也開始了有關修路的準備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強調下，蘇轍亦開始要求手下習慣於模糊的官員，遞交由石越親自擬定格式的調查報告，蘇轍的要求非常的簡單明了：如果報告中沒有足夠的數據，即以不勝任論處；若報告中發現兩處數據錯誤，即要求其主動引咎辭職。與石越的愈行愈近，不僅僅讓蘇轍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風也在影響著蘇轍，蘇轍深知修路與軍屯之成敗，關系到國家的前途，也關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溫和的形象，決意將官僚主義趕出工部。便在當日，蘇轍還做了一件相當大膽的事情——兩封蓋有蘇轍印鑒的信件從工部發出，分別送到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蘇轍主動請求兩家報社派遣記者前往穎昌至南陽進行調查。

但是這些，在當時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們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實的碎片而已。熙寧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轟動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詔天下，廢除持兵禁令，允許百姓持有二十七種兵器之後幾天，尚書省便緊接著頒布了《若幹軍資許民間生產敕令》，這份敕令公開向天下宣布此後諸軍所須軍衣等物品，官府將向民間作坊采購六成以上，並且將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單將軍廟，向天下公開競標。“凡大宋商民，只須家世清白，皆可投標！”——報道此事最為熱誠的，自然是《海事商報》。敕令頒布之後僅僅七天，遠在杭州的《海事商報》即已刊出，一時“杭州紙貴”，商人紛紛爭搶，許多人不及細思，便決定先來汴京一探究竟。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軍隊，但是人們都知道這個數目非常的龐大，之前軍器監向民間購置寒衣，就讓許多作坊主發過一筆財。所以歷史上第一次，從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無數的馬車不絕於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誤了時日，而連續不斷的騎馬趕路，則不是這些腰纏萬貫的商人們所能承受的。也是在這個時候，四輪馬車格外標顯了它的優點，從此以後，在陸路上，四輪馬車幾乎成為商人們出行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