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湖廣初熟 第二節（第4/6頁）

趙頊默然良久，嘆道：“聞夏主年不過十五，未知賢愚。而遼主真英傑也，昨日軍報，聞他超擢一小校於營中，授三千精騎，突入上京，斬敵三百，耀武而去。遼主亦已親率大軍北上。”

“陛下可知小校何名？遼主以何人留守？”

“以蕭惟信守南京，蕭素留守中京。小校之名，卻不得而知。”

“此悍將也，不可不知其名。當責令司馬夢求打探真切。”石越實在大吃一驚，從中京至上京有數百裏，孤軍深入而能全身而退，必是行動迅疾如風而膽色過人方能辦到。

“遼主行事用人，皆可稱英主。盟約之事，實費思量。文彥博曾上策道，可遣使致遼主言：昔有盟約，無須再訂，以免示天下以隙。若要再定，則兩國之君當親約於宋遼邊境，遼主必不能來，此議自罷；或者，竟許其盟約，然互市須增加為戰馬五萬匹，民馬十萬匹。”

“遼國正在內戰，絕無可能互市十五萬匹馬，更何況還有戰馬。這亦是拒絕盟約之意。以臣之見，此時不必自絕於耶律浚，他日若要尋一借口，並不太難。臣以為，與其如此咄咄逼人，不如一口答應遼主，雙方可重締盟約，約為兄弟之國，然而兩國必須開放邊境，許可官民全面通商，並約定關稅。如此大宋之商品，可以直達遼國內地，而遼國所產之馬、牛、羊等物，亦必然源源不斷運來大宋。如此定約，若耶律浚拒絕，則天下皆知是遼國無誠意，而非我大宋無誠意；若其同意，則運來大宋之馬匹，自也不會短少。異日他不斷絕此商約，則遼國情弊，必然全落入我大宋掌握之中，其民衣我大宋之衣，用我大宋之物，以其之馬，裝備我大宋之兵，長此以往，遼國必為我大宋之附庸；若其斷此商約，則內得罪於本國百姓，外則失信於天下。大宋從中獲利之民眾，亦必然支持朝廷用兵懲罰，如此天下形勢，盡利於我，豈不勝於斷然拒絕？”

趙頊從未聽說這種用通商的方法來影響一國的策略，不由將信將疑，道：“此計甚奇。然我大宋之情弊，不亦盡然落入遼人之手？”

“若如此說，亦無甚錯。然則敢問陛下，是大宋的商人多，還是遼國的商人多？再則當年耶律德光曾經攻破開封，真宗時遼軍亦曾至澶州，河北道路，於遼國有何秘密可言？倒是燕雲淪陷已久，遼國道路，我大宋惟一二使者曾至，再不知其虛實。若如此說來，臣以為還是我大宋得利多，遼人得利少。天下事，興一利，必有一弊，惟其利害相權，孰輕孰重而已。”

趙頊聽石越說起當年耶律德光之事，又提及澶州之盟，不由苦笑，自嘲道：“大河以北，遼國的確是輕車熟路。”

“陛下，宋遼之間，實無甚了不起的秘密可言。蘇軾的詩詞在嶽州寫就，汴京與中京幾乎同時傳唱，遼國在大宋，焉能無細作？倒是大宋細作潛入遼國不易。故通商之利，於大宋而言，遠勝於弊。臣以為遼主眼下，亦是兩難。耶律洪基在位多年，百姓困苦，而耶律浚方一即位，便逢國中大亂。他既要安撫百姓，又要大舉用兵，國內用兵，如何去就糧於敵？若與大宋通商，結好盟約，他眼下之利，一則無後顧之憂，二則可使百姓稍得紆緩，減少民怨。但他若能料及長遠，則必知此事於遼國，實是一個巨大的陷阱，總有一日，要逼得他自毀盟約。耶律浚是否答應，還在兩可之間。”石越知道遼國與宋朝全面通商，除非宋朝大量購買他們的牛馬羊以及藥材之類，而且嚴格控制貴族對於奢侈品的購買，否則遼宋之間的貿易逆差，必然越來越大，遼國主動毀約，幾乎是百分之百的事情。因為當時而言，遼國既便想轉變成依附性經濟，宋朝也未必有足夠的對外購買欲望來配合，所以貿易逆差的結果，只能是遼國財政的惡化。當然，也未必沒有理想上的可能性，比如遼人養綿羊、學會剪羊毛，而大宋的紡織業則以羊毛為主；同時大宋百姓生活水平上漲，大量購買遼國的牲畜，以滿足對肉食的需要等等……但目前來看，石越對此基本不抱任何希望。石越畢竟沒有同時身配宋遼兩國相印。

但在趙頊而言，這位大宋朝的最高統治者，雖然這一兩年來對於海外貿易表示了一個支持的態度，並且也享受了相當的好處。但是總的來說，一種思維慣性之下，他對於貿易能給國家帶來的利益，卻也沒有很深刻的認識，因此也實在談不上什麽熱情可言。特別是以往與遼、夏、大理的互市，對於大宋來說，與其說是為了賺取利潤，倒不如說是為了安撫四夷，換取邊境的安寧。象石越這種極富侵略性的主動通商策略，若非是迫於軍事、政治上的壓力，兼之對於遼國的馬匹還有一點興趣，趙頊幾乎不會認為有值得他思考的價值。但此時他卻不得不循著石越的思維考慮下去，以權衡其中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