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賀蘭悲歌 第十四節（第3/6頁）

石越回頭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道：“走吧。好好安排人照顧文將軍。”

說罷，又轉身對仁多保忠道：“方才所說，還請將軍三思。接下來的事情，將軍可先與豐參議他們談妥。”

“是。”仁多保忠欠身應道。

汴京。

亞歐大陸東部的心臟。

掌握著人類最富庶的國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開一次相對秘密的禦前會議。受詔參預此次會議的人數並不多，但是卻都是大宋最具份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謂不多，但支出更為可觀。”戶部尚書司馬光的聲音平穩而嚴威，幾乎讓人只聽他的聲音便無法置疑他所說的話的權威性，“熙寧八年，朝廷歲入折合緡錢共計六千九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一貫七百四十三，結余二百萬貫。熙寧九年，朝廷歲入折合緡錢共計七千二百萬六千貫五百一十二，雖然朝廷收入增長，且厲行節儉，但是許出支出仍然繼續增加，整編軍隊的花費加上幾處災情的額外支出，結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萬貫。熙寧十年，朝廷歲入繼續增加，折合緡錢達到七千四百二十一萬六百二十貫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陜西用兵，兼之數路再遭天災，整編軍隊與軍隊換裝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寧十年的結余是凈負二百萬貫。熙寧十一年歲入與熙寧十年相當，然各路水旱災情不斷，兼以整編禁軍之花費劇增，結余亦不過二百余萬貫。熙寧十二年是財政收入最好的一年，歲入七千八百六十四萬四千九百貫三百五十七，又無大災害，節余達到六百萬貫有余。但是，臣要特別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收入，還包括了自熙寧十年八月以來至今，累計發行的交鈔六百五十萬貫。”

相當一部分人自動忽略了司馬光其他的話，而是對熙寧十二年的財政狀況感到歡欣鼓舞。雖然這也是大家早有耳聞的事情，但即便是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權的人，除了呂惠卿等少數人外，也是第一次親耳聽到司馬光證實。大宋有多少年沒有這麽好的光景了？

“臣還想提請皇上與諸位大臣注意，因為連續大規模用兵，兼之不斷發行交鈔，銅錢與交鈔大量流行於民間，今年京師的米價，官價已經達到石米一貫，市價更高。既便是去歲大熟的湖廣與兩浙路，米價亦已達到石米七百，幾乎與仁宗對元昊用兵時的米價相當。朝廷熙寧十一年軍費耗費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物價上漲。如若朝廷決意在西北大舉用兵，便以十萬之兵計，一兵當三夫轉運，則至少當有四十萬人有賴供食。而陜西之兵，便已不止十萬，臣以為一旦有事，至少須計算六十萬人之糧供給，便以人日食二升計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萬石。陜西雖薄有軍蓄，最多亦只能勉強以當一歲之供給。而戰事一興，則不可期之驟勝，日後軍資，皆需由他路轉運，路途遙遠，耗費更多。西夏打上兩年，朝廷至少要耗費一千萬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則物價沸騰絕不可避免。以此計算，伐滅夏國，以臣之見，朝廷至少要預備一千萬貫的軍費，並且要盡量希望戰爭在一年內結束，最多不能拖過兩年。”

司馬光緩慢而又清晰地說出這些讓人幾乎無法反駁的數據。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馬光的潛台詞：這場戰爭，一旦打起來，很可能會耗盡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勝，保證必能滅亡西夏，或者超過一千萬貫的投入還有價值。但是戰爭是沒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敗，或者久戰不定——特別後者，簡直便是財政上的噩夢！

“除此之外，”司馬光加強了音調，“我們最好還要祈禱上天，這兩年不要再鬧出什麽大災大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汴京每歲要從東南六路運米六百萬石，而陜西還需要數百萬石，每歲汴河能真正能運輸的時間只有那幾個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運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時保證陜西的軍糧供應與汴京的糧食供應，這是極大的難題。而如何平抑淮浙一帶的米價，更是大難題……臣愚鈍，實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償所失？若將這一千萬貫的軍費，用於國內之建設，用之於學校，則可使上百萬之孩童讀書識字；用之於湖廣開發，則朝廷不出數年，又得一大糧倉；用之於減稅，則天下鹹受此利！臣請陛下三思之。”

司馬光可謂言辭懇切。從為天下理財的角度來看，身為戶部尚書的司馬光，對與西夏的戰爭始終無法表示支持。在他與以他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看來，這種戰爭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不能給人民與社稷帶來任何好處，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對於薛奕統率的海船水軍在海外的擴張，司馬光等許多大臣的態度卻有了微妙的變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與北部擴張所要遇到的阻力與付出代價而言，此時宋朝海船水軍在淩牙門以東的海域，輕輕松松就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而且，更重要的是，謀求這種優勢不僅不擾民，還能帶來巨大的利益。海外貿易的稅收已經超過全國總稅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說服力的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