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賀蘭悲歌 第十四節（第5/6頁）

文彥博將兵力配置向眾人一交底，司馬光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一千萬貫！他實在是遠遠低估了這個數字。這樣規模的戰爭，一千萬貫能支持一年之用，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這筆開銷是值得的。”呂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臉色，插道：“朝廷養兵之費，每歲至少在五千萬貫，多則六千萬貫。其中大半耗費在陜西。若能平定西夏，則朝廷無復西顧之憂，大力裁兵，歸兵為農，單一歲所節省之軍費，便不止一兩千萬貫。此乃萬世之功業。臣以為為大臣者，當目及長遠，不可錙銖必較。”

“呂相公說得輕易。”司馬光讀出了呂惠卿話中的諷刺，立即反唇相譏，“休說戰無必勝之事。便有必勝，治理西夏的開支，又豈能少了？無大軍威懾，只怕軍隊前腳方走，立時便有變亂。在西夏駐軍，轉運之費，未必下於戰爭之費。要使群羌心服，談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無裁軍之日。”他又轉向皇帝，亢聲說道：“陛下，臣不敏，亦知聖主當修德以徠遠人。設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國強兵練，夏國與契丹又何敢犯境？縱有擾邊，我擊破不難。何必如此耗費根本，大興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見其利，先受其害？為子孫除害，立萬世之功，此漢武之托辭，前漢衰敗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諫：真正的聖主，不是那些開疆拓土、耀武揚威之主，而是能讓天下百姓豐衣足食，使外敵不敢冒犯之主。願陛下三思之。”

身為戶部尚書，皇帝與整個朝廷暗中對於伐夏的決心與所做的準備，司馬光是非常清楚的。雖然明知道無法阻止整件事情的發生，但是他始終認為自己已當盡到自己的責任。為這個龐大的國家管理了幾年的財政之後，司馬光對自己的一些觀念更加堅持，而另一些觀念，卻也同時發生也不易覺察的改變。他更加堅信，靈武、燕雲，不應當成為宋朝的歷史包袱，漢唐有漢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他全力支持軍隊的改革，一只更有戰鬥力的軍隊，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謀求與西夏、契丹的和平相處，便沒有必要選擇戰爭——畢竟，現在宋朝對西夏與契丹，都不必支付那恥辱性的“歲賜”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個政府能力行節儉，人民能豐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才是司馬光理想中，不遜於三代之治的社會；這樣的國家，只會讓遠方的蠻夷們羨慕向往，而絕不敢輕易侵犯，縱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給予有力的回擊。冒著財政破產的危險，打一場必要性也許並沒有想象中那麽大的戰爭，身為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歷史學家之一，司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歷史蒙住了雙眼。

司馬光也並不是一個完全回避的戰爭的書呆子。他的觀念也在微妙的發生著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轉變。他其實並不是回避戰爭，而是不知不覺中，他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戰爭必須劃算，主動發動的戰爭，它的風險要盡可能的可以控制。對於向南方、向海洋的擴張，司馬光由最開始的疑慮，已經漸漸轉變成默默地支持。身為戶部尚書，他比旁人更敏銳地覺察到了海洋戰爭與大陸戰爭的區別。

但在這一點上，以整個大宋而論，司馬光是孤獨的。

皇帝的臉色變得陰霾起來。

呂惠卿有幾分不屑地瞄了司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裏暗罵了一聲，然後朗聲說道：“戰爭之勝負，陛下可問諸文樞使與吳兵部；微臣所敢保證者，是朝廷定可以籌集軍費，以供前線之需。”

“卿有何良策？”趙頊喜動顏色。眾人盡皆側目。只有司馬光微微哼了一聲。

“朝廷今日之積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歲、明歲之歲入結余，再適當增發交鈔，民不用加賦，而軍費自足。”呂惠卿自信的說道。

“再增發交鈔？！”馮京幾乎被唬了一跳，“陛下，交鈔無本，不得印發！否則後患無窮。”

“百姓焉知有本無本？”呂惠卿反問道，“只要朝廷繼續允許以交鈔交稅，交鈔與銅錢何異？戰勝之後，以一年節省之軍費，足以補上。”

馮京頓時無辭以對。

司馬光心裏明明知呂惠卿說的是歪理，但是亦苦於無辭反駁。猶豫了一下，終於決定不要自取其辱。雖然知道濫發交鈔的禍害——這是有過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馬光亦意識不到這樣做究竟會有多嚴重的後果。

文彥博只是怔了一下，與吳充對視了一眼。他們二人都絕非不懂民生財政的武人，亦知道增發交鈔，實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是這至少要好過“因糧於敵”的誇誇其談。大不了，廢掉交鈔便是，這樣的先例亦並非沒有。雖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時權宜之計。如呂惠卿所言，若能隱瞞過去，亦未必不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