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廟堂無策可平戎 第三節

幾乎同一時刻，董太師巷司馬光府內。

相比起司馬光的地位，他書室內的陳設，簡樸得有些寒酸。一張書桌，一張琴桌，一張木椅，一張涼床，一架書櫥，還有一座屏風，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隨處可見的東西。書櫥內整齊有致地擺滿了書籍卷軸；書桌上的文牘、筆硯、炭筆、石筆，分門別類地擺放著，一絲不苟；書櫥與書桌都沒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規規矩矩。它旁邊的屏風上面只有四邊有簡單的文飾，中間空白處用炭筆寫滿了蠅頭小楷，似乎它並不是一個裝飾品，而是一本備忘錄。整個書室中，惟一值錢的東西，便只有琴桌上擺著地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塵不染，琴上還小心地用一塊黃綾蓋著，前面則供著三炷檀香——表示這把琴乃是皇家的賜品。

此時，司馬光正端坐在那張木椅上，聽司馬康說著益州路的情況，“……自熙寧十四年起，西夷南大亂，朝廷派兵進剿，三年之間，禁軍屢戰屢敗，州縣失陷，百姓無辜慘死，各地盜賊趁勢猖獗，於是益州一路之兵逐年而增，有進剿之兵，有守備之兵，有捕賊之兵，至熙寧十六年，僅前成都府路境內，凡禁軍、廂軍、鄉兵、蕃兵，已增至十二萬余眾，其中泰半用於守備各地，防禦西南夷、盜賊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陜西之事，復見於今日。而蜀地易出難進，轉運艱難，則遠甚於陜西。故凡征戰用度，十之七八皆自本路征調，然統計前成都府路之戶數，即便算上叛亂諸州之戶口，亦不過八十六萬余戶。是這兩三年間，蜀地竟是以七戶供一兵！先帝治平時，國家主客戶一千四百余萬戶，兵員共計一百十六萬二千，其中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以十三、四戶養一兵，當時天下太平，天下財力猶幾殫竭，況益州西南，已是遍地烽火！轉運之費，又數倍於此。”

“況且，蜀中其實也沒多少存糧——石越撫陜，密謀伐夏，為籌集糧草，事先曾向蜀中買糧；而各地常平倉之挪用虧欠又是常事，熙寧十四年時，蜀中官倉存糧本就不足，呂吉甫以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準備，事到臨頭，只好行和糴之法。然自孟氏以來，雖有‘揚一益二’之謂，然益州之賦役亦素重於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戶亦極多。朝廷雖屢有嚴禁，不得擅自向下戶和糴征調，和糴需由自願。但一旦涉及軍需，地方官征不上糧草，便要丟烏紗帽……”說到這裏，司馬康忍不住譏刺道：“——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何況這竟是要丟烏紗帽的？哪裏由得你百姓自願不自願？和糴轉而變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員，一手交糧一手給錢；次一等的官員，先交糧後給錢；最劣者，則是糴糧之後，給你一張欠條而已，朝廷撥放之錢鈔，反入了這些貪官之口袋。況自古以來，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惡之輩，朝廷遠在汴京，地方豪強卻是近在眼前，幾道詔令，怎管得住他們欺上瞞下？自然和糴也是中戶與下戶來承擔。”

“用兵則不免於征糧征夫，征調則百姓愈加困乏，百姓愈困苦則所征調之物愈少，征調之物愈少則官吏征調愈急，愈急則百姓逃匿，或聚為盜賊，於是治安愈亂，需兵愈多……而益州路諸司或媚附呂吉甫，或懼其威勢，多方隱匿，報喜不報憂，有幾個據實上報的，反被斥為主官無能——別州無事，惟他這一州便有事，這不正是你無能麽？事後這些官員便都被降級甚至貶斥。若非自三月以來成都糧價突然一路暴漲，幾個月內由一貫每石攀升至交鈔兩貫，朝廷還被蒙在鼓裏！”

“這不過是他們再也瞞不住了。”司馬光異常平靜地說道，“但朝廷便算知道，亦無良策。”司馬康一怔，詫異地望著他的父親。便聽司馬光又淡淡道：“我是戶部尚書，朝廷家底，沒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仁宗朝以來，汴京積畜之糧草，多則七年，少則五年。然熙寧七年起大災，國家大大小小水旱災害，便也沒稍停；緊接著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後是西南，亦未曾停過。皇上是仁君，愛惜民力，救災用兵的糧草，多半用的都是存糧。汴京的存糧，這十年來，斷斷續續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的存糧只夠一歲之用，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你去汴河、黃河、蔡河、廣濟河看看，到處都擠滿了漕船。去年兩淮、兩浙是大熟，兩湖，兩江亦是豐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豐年。為防谷賤傷農，朝廷在東南各地買糧，又想方設法把糧食送到京師、陜西、河東、河北，一是補足京師存糧，二是保證邊郡軍糧。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之地，卻連連災害欠收，元氣剛剛恢復過來，軍糧供應，還是要仰賴東南。但是一條運河每年只能運這麽多糧食，如今已是到了極限，憑誰也沒有本事將東南的糧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師、河北、西北、益州來——若非石越當年倡議，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師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壓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難以維持。漕運運糧，平均每運米百萬石至京師，需費三十七萬緡錢——這還沒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運河道之成本。若讓糧食走陸路，從東南運到汴京，便是天價。這幾年從汴京運糧到兩北，朝廷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司馬光低聲嘆了口氣，擡頭望著司馬康，苦笑道：“你道我沒有想過運糧進蜀麽？我與呂吉甫雖然不和，但我卻寧肯呂吉甫得個好名聲，亦不願看到川中局面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