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國須柱石扶丕構 第一節（第4/6頁）

“自古無庸相在朝，而大將能建功於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寧西討，有一半功勞，的確是歸於當時的兩府大臣的。

王安石點頭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終是人望不足，他當年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對他的成見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證明自己，遂行歸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懼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著牙執拗到底，意圖僥幸，不料卻招致今日之禍。倘若熙寧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結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對呂惠卿的同情與憐惜，溢於言表，“吉甫離京之前，曾留書一封與我，言及他三四年間心境，令人嗟嘆。”

對於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與呂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屬、同事，又是師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數十年，站在他的立場，說出這些話來，那也全是出自內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場，卻很難如此理解呂惠卿的行為。他既不願附和王安石，卻也不願意與王安石爭論，便只是默然不語。

王安石嘆惜一會，又說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昔日為相之時，亦在局中，恍然不覺己非，一旦離開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卻終於發現當年多有不近情理處。回想熙寧三年，程伯淳曾與我議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無不中允，又對我道：‘天下自有順人心底道理，參政何必須如此做？’我實已為其所動，然當時張天祺至中書，言語乖戾，我以為自古變法，無信不立，遂終於一意固執。若非其後復有子明之謀，真不知將到何種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當時其實亦是為情勢所迫，某未及上任，諫官便已論列，新法甫出，績效未顯，諸君子便已視為謀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後快。舉目四顧，天下滔滔，賢如君實，親如安國，皆持不兩立之志，當是之時，只知‘義之所在，雖然萬千人吾往矣’，批評之語稍有過激，便覺逆耳，但凡聞到一言半語贊賞，便引為知己，薦以美職，只盼著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材智之士，知若能竭力於變法圖強，雖封侯可待……那個時候，誰還記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聽王安石如此開誠布公，自承己非，並說起當日秘辛，亦不由動容。他只道王安石執拗，哪裏知道王安石也有這坦然認錯的一面？這時也忍不住說道：“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為丞相門下客矣！”

王安石卻道他只是客套話，搖頭笑道：“往者已矣。過去的事情，便是後悔，世間卻沒得後悔藥賣。今日與子明說這些，是盼著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黨爭！”說到這裏，王安石神色已經黯然，“我也曾遭喪子之痛，司馬公休之死，我感同身受！大宋不應當如此，大宋不應當如此……”

“這也是越與君實相公之心願。”石越望著王安石，誠懇地說道，“君實相公曾經對越言道，他再也不願意看到大宋還有人要遭此喪子之痛！”

“荊公，越今日之來，其實還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會召見荊公，皇上令我先來看望荊公，並轉告荊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沒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訴王安石新的任命。

王安石卻也並不關心他的官位，起身謝了恩，便道：“不瞞子明，我早已聽到傳言，道是馮當世去了益州，但這勘亂之事，恐非馮當世所長……”

石越早已在心中苦笑，皇帝將馮京派到益州，一則當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來鎮一鎮人心，但更多的，卻是皇帝對他這個吏部尚書多有不滿，只不過剛剛罷免一個呂惠卿，皇帝還是想讓人事變動盡可能地能緩一分算一分，馮京既然去了益州，再回政事堂，幾乎便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馮京其實也早有致仕之意，他去益州，其實也就是掌掌旗，真正在益州處分的，卻是陳元鳳與高遵惠。

但這些事情，他卻是不便宣諸於口的。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當“平章軍國重事”，將來萬事還要他合作，這時候卻也不能全然隱瞞，因只得委婉說道：“馮當世識大體，德高望重，朝廷一日之內，連罷益州轉運使副以下長吏十八名，若無宰臣坐鎮，難策萬全。益州路轉運判官陳元鳳與提督使高遵惠，都曾任軍旅，頗堪任事；王厚、慕容謙、何畏之皆已入蜀，三人皆是軍中名將，平叛不亂。益州事，難的是要如何善後……”

王安石也聽說過王厚三人的名聲，不由點點頭，又問道：“那陳三娘究竟是何許人？為何竟敢作亂？我自東南來，雖聽到些許傳聞，但盡是不盡不實，連汴京之人，也往往說得不近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