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國須柱石扶丕構 第四節

熙寧十七年十月下旬，皇帝召見王安石後，很快便正式頒布敕令，拜王安石為侍中、平章軍國重事，雖然沒有郊迎之禮，沒有選定黃道吉日，照樣轟動天下。呂惠卿罷相後惶恐不安的新黨，總算安下心來。石越與司馬光其後又分別上了一封劄子，不約而同地回顧唐代歷史，痛斥黨爭誤國，肯定只有宰相同心協力，才能致國家太平。二人皆閉口不談王安石主政時引起的紛爭，只贊揚王安石的德望、才學。石越更是在劄子中暗示是司馬光推薦王安石為相。

這兩封劄子很快被公開登載在《新義報》上，引起巨大震動。對新黨與王安石成見已深的人，難免要憂心忡忡，一面擔心司馬光與石越重蹈覆轍，一面大翻王安石的老底，過激者甚至因此對司馬光、石越也破口大罵；但更多的人，雖然對王安石依然將信將疑，但卻很肯定石越與司馬光的態度。對黨爭的厭惡與擔憂，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經壓倒了對王安石的不信任——尤其是在這個宋朝再次陷入危機中的時候。

一方面是石越與司馬光的表態，一方面是十幾年的變法的確收到了效果，總之，這一次，沒有出現熙寧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時的那種反對浪潮。

這著實讓石越與司馬光都長出了一口氣。

緊接著，幾天後資善堂直講桑充國以親嫌辭官，皇帝下詔“慰留”不成，於是賜金“以全其志”，同時在詔書中肯定了桑充國的才學德行，堪為師表。程頤由此成為惟一的資善堂直講。

這也算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桑充國體面的辭職，朝野間對桑充國的不滿與批評，還沒來得及大爆發，便即隨之消彌，皇帝不僅將他的繼承者交到了一個他相對更信任的老師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後波及到趙傭的危險——任何對太子老師的批評，遲早都會延及到太子本人身上——這讓皇帝和石越都大大松了一口氣；而程頤的支持者們，則可以看到未來的皇帝能夠受到他們所希望的教育，這個小小的勝利，也可以讓他們暫時心滿意足。

不過，顯然沒有人考慮過趙傭與趙俟的喜好；也沒有人關心桑充國的學生們心裏暗藏的不滿……總之，即使是汴京的市井小民，在熙寧十七年的十月，也都是充滿希望的，盡管在這樂觀之中，也同樣夾雜著許多的抱怨。開封府的百姓手中擁有的交鈔，平均可能是其他地區百姓的十倍，甚至是數十倍，可他們每天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擁有的交鈔被商家以各種名目拒收，或者變相地貶值。他們當然也不是完全無所作為，人們開始想方設法地將自己擁有的交鈔變成銅錢，但越是這樣，人們便越會發現，市面上銅錢極度的短缺，於是銅錢對交鈔的比價就越來越高。在民間，到處都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謠言，這些謠言，大多暗示相同的事情，朝廷征稅可能不再接受交鈔，甚至可能會正式廢除交鈔。

很多人都相信，交鈔是下台的呂相公發明的，如今呂相公既然下台了，司馬相公和石學士做了趙官家的宰相，那麽呂相公的“發明”被廢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汴京的市民從心裏是贊成司馬相公與石學士的。中下士紳階層的意見，往往便影響著普通民眾的意見，哪個宰相要是恰恰得到了這個階層的廣泛稱贊，在這些人的輿論影響下，普通民眾便也會認為那個宰相是好的。而司馬相公與石學士，不僅僅得到了這種間接的輿論影響的稱贊，這兩個人本身，也直接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認可。每個汴京市民，都會敬服於司馬光高尚的品格；同樣，每個汴京市民，都要佩服石越出將入相的才幹。

倘若去問汴京的普通老百姓，他們都會說，趙官家早就該讓司馬相公和石學士當宰相了。他們相信司馬光與石越能夠治理好這個國家。而相對來說，王安石得到的支持，卻比較局限於有見識的讀書人，或者是那些一心想要激進改革的官員之中。

但是，盡管大多數百姓們信任司馬光與石越，他們的樂觀之中，卻依然有著忐忑。而且這種心態，甚至彌漫於汴京的每一個階層。交鈔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人們不能不關心它的存廢。在汴京，人們已經開始將交鈔當成一種燙手的山芋，想方設法要把它變成銅錢或者別的實物，而商家卻不肯接納，錢莊前面每天都排著長隊兌換，以至於許多錢莊為了降低風險，開始限制兌換的額度，並且以比正常情況快得多的頻率，向交鈔局申請兌換銅錢。

國庫也越來越窘迫了。

更糟糕的是，在開封府界出現的假交鈔，讓交鈔的信任度雪上加霜。

也許在這個時候，只有少數的投機者，才認為這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