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國須柱石扶丕構 第三節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來，便發現外面已經積了一層很厚的雪絨。石蕤跟著阿旺過來請過安，便飛也似地跑去玩雪了；梓兒也是忙裏忙外，又要叮囑下人準備送給山東石起家過年的禮物，查對送給在京各家親朋戚友過冬的日常用品；又要與侍劍一道預備著收租結賬等等瑣碎事務，也沒空搭理石越。石越一個人看了會報紙，便叫了馬車，往尚書省去參加例行的兩府聚議——這是一個在文彥博與呂惠卿掌兩府期間被破壞掉的慣例。當年呂權重，文資深，兩人若非萬不得已，誰也不願意合到一起聚議。但自從皇帝帶病前往內東門小殿之後（這也是宋朝的一個慣例，拜宰相、立皇後、立太子時，皇帝要親自前往內東門小殿，向翰林學士面諭旨意。所以，每當相位空缺之時，汴京朝野，無不豎尖了耳朵，只要聽到內侍們前往“小殿子”，亦即是內東門小殿準備，人人便知道這是皇帝要拜相了），石越與司馬光、韓維之間的關系，實在稱得上是熙寧朝的歷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臨的事情，也非得兩府加強協調不可，因此兩府聚議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復了。

這天卻也沒什麽新的消息，這已經讓石越松了口氣。現在整個局勢，其實便如一團亂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亂上加亂。

熙寧十七年的兩樁大案，陳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數受牽連的官員，又換了個主審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陳世儒夫婦處死外，牽涉的官員大多恢復清白，少數幾個嫌疑難以洗脫的，找了個小過失，各貶一秩了事；只有蘇頌與呂公著比較倒黴——蘇頌枉法的罪名幾乎落實，本來馬上要進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貶往陜西路會州做知州；呂公著雖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蹤也是因為高太後有意保護，但卻也因此落人話柄，皇帝不僅對高太後更生嫌隙，便是對呂公著也難以容忍了。雖然趙頊要顧著高太後的臉面，司馬光極力保薦，呂公著自己也屢番上表自辯，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卻打發他去洛陽，當了個判河南府事。

而永順錢莊案也難以追究下去。永順錢莊的掌櫃沈七在獄中服毒自盡，方澤一人攬下了所有的罪名，這案子證據不足，是否還要深究下去，便是舊黨內部，也已經出現不同的聲音。有人對呂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窮追猛打；但卻也有人開始感到厭倦，他們擔心這個案子轉變成新舊兩黨的互相報復，希望朝廷在這節骨眼上不要被這些事情吸引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張見好就收。而皇帝也有意息事寧人，他更關心的是國庫裏的錢，因為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而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張商英又未到任，趙頊便令翰林學士李清臣暫時代理太府寺卿，催著要把從左藏庫中流失的交鈔收繳回來。而永順錢莊案也真正讓蔡京暫露頭腳，司馬光對立下大功的蔡京賞識有加，推薦他為戶部度支郎中，沒幾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諸如戶部事務繁劇、自己於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類冠冕堂皇的借口，將這案子徹底丟給了馬默與李舜舉，高高興興去戶部高就了。

石越很難判斷司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攏”蔡京，不過他倒也並不擔心這些，盡管現在蔡京兩面都獻著殷勤，但要說蔡京會冒然投靠舊黨，卻也為時過早。石越向皇帝推薦蘇轍接任司馬光的戶部尚書一職，已經得到司馬光的首肯，這個職位顯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不過，作為回報，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歲的舊黨名臣劉摯擔任權禦史中丞——這個劉摯是仁宗時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經術，又有吏材，因韓琦推薦入館閣，熙寧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為中書檢正官，一個月後，又薦為監察禦史裏行，不料任命剛下，劉摯便高興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禮，然後便大肆攻擊新法，還當面對趙頊說：“我是河北人，不認得王安石。”其後雖然被貶，但皇帝卻很維護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終於還是召回汴京，由禮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嚇人——這也是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人選，劉摯是所謂“舊黨”中的一種典型，雖然被新黨視為“舊黨”，但他本人崖岸高峻，卻是個連舊黨君子們也不怎麽願意親近的人物，在朝廷沒什麽過於親密的朋友，可能是因為同樣厭惡自己的子侄通過父蔭得官，倒是劉家的子侄輩與章惇家的子侄輩關系極好。所以，與其認為他是“舊黨”，倒不如說他是所謂“孤臣”更為恰當。

不過，這對於舊黨，卻也算是遲來的勝利。而對石越來說，他染指禦史台的機會並不大，這個時候更沒有太多的心思去糾纏於權力分配的鬥爭。在石越看來，他面前有無數的麻煩，西南夷是個麻煩，伏虞縣是個麻煩，益州是個麻煩、交鈔是個麻煩，什麽陳世儒案、永順錢莊案、禦史中丞、戶部尚書……這些都不過是一個一個的麻煩。有些麻煩牽一發而全身，互相糾纏在一起，那是大麻煩；而有些麻煩只要謹慎一點，可以單獨解決，那就是小麻煩。相比如何解決益州的問題，如何維持交鈔的信用、穩定錢鈔比，如何抑制物價上漲，汴京的權力分配，遠遠沒那麽麻煩。因為汴京的政局看起來正在向好的方面發展，而益州局勢與交鈔問題，卻讓石越時時擔心它們會持續惡化，完全不知道它們又會引發什麽樣的新麻煩出來……然而擔心歸擔心，盡管被人們寄予厚望，但石越暫時也沒有什麽靈丹妙藥，可以立收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