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烽火南潯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條攻擊線

6月初，郁悶的薛嶽從河南回到武漢。

關於蘭封之役，他能說些什麽呢？他曾向軍委會發電，要求槍斃桂永清。在他看來，蘭封最後的被動完全是桂永清和黃傑兩個人造成的。否則的話，孫連仲和湯恩伯能打出一個台兒莊大捷，他薛嶽有何不能把同樣孤軍冒進的土肥原賢二的腦袋削平？電報到了蔣介石那裏，他看完還是壓下了。

韓復榘可殺，桂永清不可麽？

最後倒黴的只能是資歷相對比較淺的龍慕韓。

其實，龍慕韓是黃埔1期出身，以前是湯恩伯的部下，也是大戰過南口的，算地道的蔣介石嫡系，所在部隊又是打響淞滬會戰第一槍的第88師。但在不殺一個人不足以平四周尤其是薛嶽的憤憤然時，龍慕韓的人頭被取了下來。

桂、黃二人只是撤職查辦。桂永清從此退出抗戰一線，後來做了駐德國和英國的武官，坐觀歐戰風雲變幻去了。至於黃傑，倒是在抗戰後期實現逆轉，輾轉出任第11集團軍司令，率部進行了滇西緬北反攻戰，打了包括龍陵圍殲戰這樣的名役，洗雪了在蘭封的恥辱。

6月的武漢，已經熱得叫人心煩氣躁了。但中國人必須在這個夏天冷靜下來。

蔣介石特意叫人在軍委會的那幢褐色小樓裏安裝了當時最先進的空調。在他看來，這是必須的。他沒法想象在一個渾身冒汗的地方大家會安下心來討論問題。蔣介石對細節是很看重的。

這次軍事峰會用了不長的時間檢討徐州和蘭封之戰，隨後便是商討接下來的武漢會戰。

作戰廳廳長劉斐先講了進入夏天後的敵情，情報廳廳長徐培根補充了最新得到的情報。

軍令部長徐永昌提到中國軍隊這一次尤其需要注重陣地的縱深配置，但遭到蘇聯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的反對。切列潘諾夫認為：這樣做的話，雖然從陣地攻堅戰的角度來說沒問題，但本質上仍是層層防守，尤其不能破壞日軍的節奏，頂多叫他們費些力氣而已。他希望中國軍隊在一些地方主動出擊，在日軍還沒有行動前先發制人，襲其後方或者側翼，打亂日軍按部就班的進攻節奏。

蔣介石覺得這是下面的事，對於他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講清“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這個策略。武漢地形本身就非久戰之地，加上上海、南京戰的經驗和教訓，中國不可能再做孤城鬥獸。至於切列潘諾夫說的，他覺得，在沒解決縱深陣地配置前，中國軍隊不足以跟日軍打對攻戰。

但蘇聯人也確實提醒了蔣介石，所以他又說：“如果說徐州會戰是一次內線作戰，那麽接下來的武漢會戰就是一次外線作戰。”後來，在會戰期間，每次作戰計劃中都點到“無論狀況如何變化，我軍務必立於外線地位與敵作戰，確保機動之自由”。

從職務角度來說，在這樣的會上，作為參謀總長的何應欽應該話很多。但現實是：何雖資歷極深，但卻是個特別謹小慎微的人，蔣介石在場的情況下，他通常很少表態，一如相聲裏捧哏的，張口就是“嗯啊這是”，最後一句：好的。他能放開，但不是在這樣的場合。何應欽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用蘇聯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的話說，在探討軍事的會議上，何應欽是個與作戰方面的問題毫不相幹的人。

何應欽如此這樣，除了性格原因外，當然還有政治上的因素。按張發奎的說法，自1927年以來，蔣介石就沒善待過何應欽。何雖然官位很高，但卻早就不被蔣介石視為自己人，因為有一次當蔣的政敵逼蔣下野時，何采取了沉默的態度，後來又有“西安事變”何欲取蔣而代之的傳言，所以蔣基本上放棄了何。

如果沒有八年抗戰，何應欽一定是個完全悲劇而平庸的人，僅僅因為代簽過《何梅協定》就會叫他的人生暗淡下去。但抗戰的到來，給了他一個逆轉的機會。當我們在談論何應欽時，我們在談論什麽？關於何到底是不是“親日派”這一點，前面已經分析過，簡單地說他親日是沒有道理的。

何在中日開戰前一個月，曾跟中央社特約通訊員吳醒耶交過心：“……我不能不對你說，我現在的身份是軍政部長，對國家存亡的大計，負有責任，不允許意氣用事，輕易把國家的命運孤注一擲；同時，我又是國民一份子，古人言，‘國之興亡，匹夫有責’嘛！我何某也何至於無恥下流到甘做亡國奴啊！所有這些，是我何某內心的話，一切外間流傳的‘三月亡國論’，什麽‘不抵抗論’等等，究竟從何而來，諒你必可思過半矣。”

抗戰這一年來，位於國民政府軍事中樞的何應欽，雖然你看不到他的棱角，但也確實兢兢業業，在中國軍隊屢敗屢戰的情況下，顯示出了自己的意志，讓以前的種種指責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