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繼續抗戰（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煙再起（第3/10頁）

說起來，在敵後堅持抗戰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在正面戰場，軍隊後方還有開闊遼遠的縱深地帶，而在敵後戰場，四面八方都是敵人。舉個例子：1942年初春，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陜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野瓠山戰鬥中為國捐軀。打開地圖可以看到，遵化已是敵人的腹地，這邊是華北方面軍，那邊就已經是關東軍了。在這樣的無助地帶抗戰，所需的意志力是可想而知的。從這個角度說，1940年春東北抗日聯軍第1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楊靖宇（農運出身，河南確山人）在白山黑水間的戰死，更是震撼人心。

至於正面戰場，硝煙最濃的仍是中南這一片。

這一區域以武漢為中心，北到河南信陽，西到湖北宜昌，南到湖南嶽陽、長沙，東到江西九江和安慶，東南到南昌。中國軍隊的野戰主力集中在這個區域，這個區域也是岡村寧次第11軍的作戰境地。

作為侵華日軍在中國山海關以內唯一一支野戰機動部隊，第11軍擔負著所謂“摧毀中國正面戰場主力部隊和打擊重慶政府抗戰意志”的戰略任務。在正面戰場，中日雙方一共打了23場大會戰，其中14場會戰是第11軍發動的，另有兩場（浙贛會戰為第11軍協助第13軍發動，算半個；雪峰山會戰是第11軍配合第20軍發動，也算半個）由他們擔負助攻。

在正面戰場，侵華日軍的歷史幾乎就是第11軍的歷史。

1939年的日軍在中國依舊殘酷地繼續著殺戮、強奸、掠奪、縱火，日復一日的罪行讓“鬼子”這個稱呼是如此的名副其實。他們狂熱而麻木，新兵雖然對過於血腥的場面感到戰栗，但打過幾次活靶子之後也就慢慢無動於衷了。在軍國陰影之下，從鬼回歸到人不那麽容易，但他們卻證實著從人變成鬼的簡單。

從殘暴本質的角度看，日軍是沒什麽變化的；但從戰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現了一些狀況，這主要體現在兵力結構上。

在中國大陸的日軍，現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役士兵，其中後備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齡士兵）。這樣算下來，歲數最大的士兵已在40歲左右，其戰力跟侵華之初的日軍相比已經有所下降了。

至於重慶政府這邊，軍事委員會在1939年春把部隊一分為三：正面部隊（潼關、洛陽、鄭州、襄陽、長沙、衡陽連線，在這一線，與日軍東西對峙）、遊擊部隊（在日戰區活動）、整訓部隊（以貴州、成都、天水等為訓練基地）。正面部隊和整訓部隊互相輪換，一支部隊打一段時間，就撤下去整訓，隨後整訓部隊又再頂上去，如此循環作戰，以保證戰鬥力不出大問題。

為應對相持階段後的戰局，蔣介石在1938年底於南嶽衡山開辦了遊擊幹部訓練班，由善打運動戰的湯恩伯出任教育長，並邀請中共方面的葉劍英出任副教育長，國共攜手培訓遊擊幹部人才。但三個月後，由於江北日軍調動頻繁，一場新的大戰在所難免，湯恩伯便奉命帶著第31集團軍北返。

就在湯恩伯率軍返回江北時，岡村寧次已下令攻擊南昌了。

占領南昌對日軍來說是武漢會戰期間的一個任務，只因當時第106師團受困萬家嶺而沒能完成。

南昌屬於第9戰區所轄，司令長官陳誠，由薛嶽代理，副司令長官羅卓英、楊森、王陵基，參謀長施北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2期，浙江縉雲人），戰區的集團軍總司令有關麟征、商震、盧漢等人，主力部隊有俞濟時第74軍、李覺第70軍、夏楚中第79軍、彭位仁第73軍、歐震第4軍、張耀明第52軍、陳沛第37軍、霍揆彰第54軍、傅仲芳第99軍。

武漢會戰後，第9戰區已成為兵力最雄厚的一個戰區，薛嶽掌握的部隊超過50個師，分布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

如此一來，本就性格剛烈的薛嶽，就更加不服管了。

對薛嶽來說，他只對陳誠和蔣介石負責。陳在薛不得志時，兩次有恩於他，所以薛脾氣雖大，但對陳非常尊敬。

至於何應欽，則完全不在薛嶽眼裏。何以參謀總長的名義向薛發公文，薛如覺得內容不合己意，往往會直接在上面批上“不理”“胡說”這樣的詞。何應欽一點辦法沒有。

白崇禧同樣降不住薛嶽，雖然他是薛的頂頭上司（白是桂林行營主任，負責督導長江以南各個戰區）。這裏面有兩個原因：一是北伐時，薛是第1師師長，白是薛的上級，在上海時，白撤過薛的職，後來兩人關系一直不怎麽樣；二是薛跟陳誠關系密切，白是陳潛意識中的對頭。再加上薛嶽的壞脾氣，以及廣東人對廣西人的不服，所以薛根本不買白的賬，使得後者發來的公文跟何應欽一個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