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國內戰線：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2/19頁）

“解凍”

斯大林政權影響了蘇聯知識生活和大眾文化幾十年。在恐怖時期，甚至是在共產主義制度在蘇聯終結之後，斯大林主義的宣傳及大眾文化的許多成分還依然存在，並繼續影響著當今的俄羅斯人民。從20世紀30年代起，斯大林就試圖在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和群眾當中逐步灌輸這樣一些觀念：為成為一個強國而服務；警惕內部的敵人；做好與外部敵人開戰的準備。斯大林準備與美國攤牌，這反過來又決定了蘇聯宣傳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和重點。官方的宣傳本著革命與帝國範式的精神，宣揚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和蘇聯要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思想。

最近的歷史研究表明，斯大林扮演了蘇聯文化最高編輯的角色，他使用著用以界定集體身份、價值觀和信念的官方話語。除了納粹德國，現代史上還沒有其他哪個政權的政治領導人對文化宣傳如此關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許多文化設施，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劇院以及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一些一流的博物館，都得益於國家的慷慨支持。斯大林培養了一批從事創造性工作的精英，特別是作家——他把他們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1934年之後，蘇聯作家協會的會員，實際上也是國家宣傳機器的一分子，都變成了特權階層。有地位的作家可以成百萬冊地出版自己的書籍，而享有特權的藝術家和雕塑家則靠國家的訂單發財。俄羅斯文化史家瑪麗亞·塞辛娜（Maria Zezina）說，到斯大林去世的時候，“從事創造性工作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真心擁護蘇聯政權，沒有人想要反對它”。

與此同時，也有無數的作家、音樂家、藝術家和其他文化人士淪為清洗的對象，並在古拉格關了數十年。文學藝術的衰落尤其突出，因為自鳴得意的因循守舊、矯揉造作和平庸低俗取代了在20世紀20年代推崇的才華、多樣性和先鋒派實驗。文化先鋒派被認為是“形式主義的”和“反民族的”而遭到禁止。所有人都必須遵循官方在1946年推出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該理論對於按照斯大林的意識形態藥方制造出一個虛假的世界，一個與蘇聯現實格格不入的、充斥著“彌天大謊”的世界，可謂功不可沒。“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不僅僅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還嵌入到文化生產的所有機制，包括“創作協會”和集體自我審查的層級制。文化領域的權勢人物暗中分裂成不同的派系，為了爭奪資源和特權而鉤心鬥角。所有這一切的結果便是蘇聯“文化產出”的迅速下滑——不僅在數量上，最終也是在質量上。

斯大林對科學領域的幹預造成了可以說更加矛盾的後果。一方面，在核武器、導彈和軍備的各項計劃中，他提拔、重用年輕幹部，並給予他們相當多額外的待遇和特權。被任命為原子彈工程科學主管的伊戈爾·庫爾恰托夫在與這位領導人交談後寫道：“斯大林同志熱愛俄羅斯和俄羅斯的科學。”1945年後，蘇聯的科學家和大學教授都成了特權等級，他們的薪資遠遠超過了平均水平。同時，這位克裏姆林宮統治者的直接且常常是過分的幹預，還讓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偽科學在生物學領域大行其道。結果使得遺傳學和控制論成了研究的禁區。

反猶主義也變成了國策的一部分，而這對於知識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斯大林的“克裏姆林宮醫生案”出籠之後，反猶運動在1953年1月達到了高潮。蘇聯的宣傳聲稱，蘇聯一些有名的醫生（“克裏姆林宮的醫生”）與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相勾結，準備謀殺蘇聯的政軍領導人。斯大林隨時有可能下令把蘇聯猶太人驅逐到遠東。反猶主義對蘇聯精英和受過教育的階層產生了巨大的分裂和破壞作用。特別是，它在受過教育的群體即醫生、教授、教育工作者、作家、記者、專業人員和從事一般性創造工作的知識分子當中，激起了反斯大林主義的以及最終反蘇維埃體制的情緒，因為在這些人當中，猶太血統的人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蘇聯社會的各個受過教育的群體都像1941～1945年戰爭以來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那樣，越來越希望獲得更多的自由和過上更好的生活。當時有些敏銳的觀察家認識到，在文化、思想和科學領域，就跟其他各個領域一樣，斯大林主義政策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在斯大林死後，國家對教育、文化和科學的控制框架以及基本機制實質上都原封未動。不過，反猶主義的政治迫害、群眾性的歇斯底裏和為集體迫害所做的準備，在斯大林死後就停止了。軍國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聒噪減少了；蘇聯的各位新領導人號召修復“社會主義的合法性”。1953年發生的種種驚人的轉變，包括為古拉格的首批政治犯平反和大幅削減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網絡的權力，一步一步地為文化“解凍”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