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衛軍的謝幕，1980～1987（第3/24頁）

安德羅波夫在政治局的緊急會議上發了言。這位克格勃首腦警告說，雅魯澤爾斯基想把“所有責任”都推在蘇聯身上。安德羅波夫堅決認為，不管怎樣，哪怕是團結工會上台，蘇聯也承擔不起武裝幹涉的代價。“我們首先必須關心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怎樣鞏固蘇維埃聯盟，”這位發言者最後說，“那是我們最重要的指導思想。”安德羅波夫擔心國內的穩定，因為他知道，就連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樣的城市，食品短缺也有會更加嚴重的危險。波蘭工人的造反讓安德羅波夫搞不準，蘇聯的工人是否會永遠保持耐心。

這位克格勃主席不僅接近於拋棄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而且還接近於修正克裏姆林宮一直奉行的增訂版的革命與帝國範式。馬修·維梅特（Matthew Ouimet）得出了正確的結論：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造成的危機，“使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非常像因之而命名的那個人。兩者都成了一個空架子，靠一個正在衰落卻迫切想在世界事務中保持自己地位的帝國來支撐……盡管波蘭人民還不清楚自己的成就，但他們已經逼退了蘇維埃巨人，而且它再也不會東山再起”。

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實行軍事管制，消除了當前對華約的挑戰。但是，波蘭危機並沒有結束；它是整個蘇東集團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危機的反映。要控制住波蘭的局勢，代價依然很高。1981年，雅魯澤爾斯基不顧蘇聯的反對，接受了價值1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大量的谷物、黃油和肉類被運往波蘭，卻像被扔進了無底洞，轉眼就不見了蹤影。波蘭的各個工業部門也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包括鐵礦石、有色金屬、輪胎以及最為重要的蘇聯石油。

波蘭危機是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一系列重大危機中最嚴重的一次。這些危機給克裏姆林宮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讓蘇聯的各位領導人自歐洲緩和的興盛期和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來，第一次意識到：哪怕是在毗鄰地區，蘇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克裏姆林宮的老近衛軍們雖然年事已高，但還是準備徹底重估蘇聯的安全利益及對外政策。只是他們在這方面並未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們是以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方式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的。

政治局與裏根

克裏姆林宮有關波蘭問題的秘密辯論是與另一場不愉快的討論部分地交織在一起的，那就是怎樣對付裏根政府向蘇聯的挑釁。理查德·庫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潛伏在華約軍隊司令部的美國間諜；從他那裏，裏根對蘇聯在波蘭問題上面臨的壓力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總統把實行軍事管制視為人身侮辱。他決心對蘇聯施以最嚴厲的懲罰並充分利用蘇聯在經濟上遇到的種種問題。1981年12月之後，裏根敦促西歐各國下令禁止建造從烏連戈伊（Urengoi）到西歐的洲際石油管道——這項工程是蘇聯未來增加石油收入的支柱。最後，西德與法國沒有支持美國的制裁，就像一位俄羅斯學者指出的那樣，“裏根輸掉了與蘇聯較量的第一個回合”。不過，這條石油管道的建設還是被延誤了幾年關鍵時間。與此同時，中情局局長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與國防部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準了一些非常具有挑釁性的秘密行動，包括在蘇聯邊境和蘇聯海軍基地附近的軍事演習，以此向克裏姆林宮施壓。裏根政府還遊說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歐佩克成員國，大幅降低世界石油價格。美國政府中的強硬派的這些被揭露出來的行為有可能被誇大了，但它還是說明，美國向蘇聯人施壓的力度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

對安德羅波夫來說，裏根政府的種種舉動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就跟美國當時心懷恐懼一樣，這位克格勃首腦也開始警告說：“華盛頓政府正在企圖把整個國際關系的發展推到一條危險的道路上，從而加劇了戰爭的危險。”1981年5月，安德羅波夫請勃列日涅夫參加克格勃官員的秘密會議，並當著他的面說，美國正準備對蘇聯發動突然的核打擊——這令與會者大吃一驚。他宣布從現在起，將由克格勃與格魯烏（蘇聯的軍情機構）合作，建立新的戰略預警系統。這個新的情報行動的代號為RYAN，取自俄文“核－導彈－攻擊”的首字母。心存疑慮的專業情報人員誤以為這個荒謬的想法是出自烏斯季諾夫和軍方。實際上，軍方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不再認為美國隨時會發動襲擊。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後來回憶說，他認為當時的局勢“雖說困難，但也不是處處都是危機”。事實上，RYAN是安德羅波夫自己的主意。這位克格勃頭子的警覺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到了神經質的地步，“巴巴羅莎行動”和冷戰初期的種種景象又浮現在他的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