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與蘇聯的終結，1988～1991

總之，作為一種全球現象，社會主義已開始徹底瓦解。這是人類在常識（common sense）基礎上的重新統一。一個來自斯塔夫羅波爾的普通人[戈爾巴喬夫]開啟了這一進程。

——切爾尼亞耶夫日記，1989年10月5日

蘇聯成為超級大國和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的主要挑戰者用了三十年，但這個共產主義巨人的解體卻只用了三年。對於在冷戰中長大的人來說，這件事突如其來，驚心動魄。對喜歡用天啟論的眼光看問題的人而言，冷戰乃是善惡之間的搏鬥，而且是羅納德·裏根及其政府制服了共產主義這個大惡魔。但大部分學者和分析家的看法是，蘇聯這個超級大國是在它自己的領導人手中，在新的思想、政策和形勢的影響下走向末路的。著有《1989年之謎》的加拿大政治學家雅克·萊韋克（Jacques Levesque）認為，“我們目睹了歷史上罕見的一幕：一個大國的政策，克服重重困難與阻礙，堅持以這樣一種基於普遍和解的理想主義世界觀為指導，而在這種世界觀中，敵人的形象不斷地變得模糊起來，直至實際上消失不見”。

人們總是以為，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學者們往往把從一個歷史時期向另一個歷史時期的過渡，歸因於一些宏大的、與個人無關的力量：均勢的改變、國家之間的矛盾、革命、新的意識形態與社會運動的興起等。而按照目前的學術風尚，同樣時髦的還有突出歷史的微觀層面，即“普通人”的作用與信念、社會生活變化的遞增以及作為日常生活現象的權力。在這兩種傾向中，認為歷史是由“偉大人物”塑造的觀點似乎完全名聲掃地了。今天，許多歷史學家都不願意承認，掌權者個人的性格特點在緊要關頭可以對歷史造成重大的影響。

然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卻證明了這一點。英國政治學家阿奇·布朗在其開創性的研究《戈爾巴喬夫的因素》中堅稱，這個精力充沛、雙目炯炯有神、總是帶著迷人的微笑的英俊男人，“對於結束東西方的冷戰貢獻比誰都大”。在戈爾巴喬夫的助手當中，對他最忠誠、最支持的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的評價很值得一聽。他說，戈爾巴喬夫“就個人的品質來說，算不上‘偉大人物’”，但他“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使命”，而那“對於歷史來說更有意義”。比較愛挑刺兒的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提出了另外一種同樣值得注意的評價：戈爾巴喬夫“才智出眾，但性格軟弱。如果不是這種個性上的矛盾，很難把他理解成歷史行動者”。沃爾科戈諾夫承認，“戈爾巴喬夫的才智、情感和意志”為蘇聯的解體打上了獨特的印記。

在有關戈爾巴喬夫的寫作中所采用的那些原始資料幾乎都是成問題的。這一保留意見同樣也適合於他的許多批評者在事後的言論。這些言論有的充滿了怨毒與惡意，例如瓦列裏·博爾金（他是與賴莎·戈爾巴喬夫關系最近的人）和前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書。盡管如此，這樣的書，還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副總書記葉戈爾·利加喬夫、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Gennady Yanaev）、外交部副部長格奧爾吉·科爾尼延科、戈爾巴喬夫的貼身衛士弗拉基米爾·梅德韋傑夫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比較慎重的文章與訪談，還是值得仔細閱讀的。

戈爾巴喬夫朋友們的看法表現出另一種類型的偏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格奧爾吉·謝瓦爾德納澤、瓦季姆·梅德韋傑夫（Vadim Medvedev）、安德烈·格拉喬夫（Andrei Grachev）以及戈爾巴喬夫的其他助手和同事，都承認他們以前的上司犯了許多錯誤，有缺點，但他們對他及其政策背後的那些想法仍然是敬佩的。卡連·布魯堅茨是唯一的例外。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戈爾巴喬夫固然使得冷戰的結束成為可能”，但也“無意中充當了蘇聯的清算人”。

關於戈爾巴喬夫的個性，一種比較具有啟發性的原始資料是他的助手們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那些記錄，以及戈爾巴喬夫與外國領導人及公眾人物的會談記錄，其中有一部分已經刊發，有一部分可以在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档案裏查到。最後，關於戈爾巴喬夫的個性，最為復雜的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戈爾巴喬夫自己了。要從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中搜集證據並非易事；這些回憶錄故意弄得讓人難以理解，而且經過仔細的編輯，只有非常訓練有素的讀者才能把它們梳理清楚。但即便如此，他的回憶錄以及有關他執政的那段歲月的回憶，仍然載有他個性的最有力的印記。自從他離開蘇共總書記和蘇聯總統的職位以來，他還是他，其獨特的言行即使在今天，依然使他與俄羅斯的其他政治家判然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