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與蘇聯的終結，1988～1991（第3/21頁）

關於冷戰的終結，第二種標準的解釋是蘇聯國內的結構性衰退與危機。蘇聯的經濟、生態以及日常生活質量的每況愈下——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所謂的停滯——連同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種種日趨嚴重的深層次問題，與美國和西歐在20世紀80年代的高速發展形成了強烈反差。截止到1985年，蘇聯只能算是軍事上的超級大國。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蘇聯國內的經濟與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而且惡化的速度非常之快。美國方面有些人，其中包括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中情局首席觀察家羅伯特·蓋茨，意識到了形勢對美國非常有利：不斷加深的危機將促使蘇聯領導層為結束對抗而單方面采取行動，滿足美國人的各項要求與條件。

甚至可以說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執政的時候，蘇聯的老一代領導人就一致認為，緩和與西方的關系並控制軍備競賽的政策，對於國家的經濟是勢在必行。戈爾巴喬夫當時似乎也同意這一點。在有關記錄中，他對政治局說過：這種競賽將“超出我們的能力，我們會輸掉這場競賽，因為我們的能力已經到了極限。而且，我們可以預料，日本和聯邦德國很快就可能與美國的潛能結合在一起。如果開始新一輪的軍備競賽，那對我國經濟的壓力相當大”

“國內的結構性的”原因是有說服力的，但更加仔細的考察表明，這種解釋也是不全面的。重要之處在於，嚴重的經濟、財政和國家危機只是在1986年到1988年間才開始的，而且由於戈爾巴喬夫的選擇和政策，危機越來越嚴重。在這些選擇和政策當中，有兩點影響最大。首先，在國家的重建中，戈爾巴喬夫不是去依靠黨政官員中最務實的那部分人，而是努力發展新的政治力量與運動，同時逐步削弱黨和中央集權的政府機構的權力。其次，他不是在現行的政治體制框架範圍內采取價格改革和削減政府補貼之類的不受歡迎的經濟措施，而是鼓勵迅速廢除這個體制。在1988年之後，這些選擇造成了政治混亂與經濟災難。戈爾巴喬夫的“療法”在把病人推向死亡。

即便在經濟與財政急劇下滑的情況下，蘇聯仍有可能用波將金式的體面的假象來掩蓋自身的弱勢，並以一種相對勢均力敵的姿態與美國談判。1988年之後，這種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戈爾巴喬夫決定開展激進的政治與政府改革，同時讓黨的機構退出經濟生活，這就給國家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危機，在蘇聯社會內部制造出種種失控的政治離心力。全世界都看得出來，這一切就等於是革命，並且把蘇聯領導層都卷了進去。這些政策讓蘇聯從根本上喪失了在國際舞台上像超級大國一樣有所作為的能力。蘇聯淪落到一種既無力幫助自己的盟友也不能在談判中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境地。

還有其他一些方面也與這種認為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夠獲得的最好的條件盡快結束冷戰，國內的結構性危機是首要的決定性因素的觀點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機變得嚴重和明顯之前，蘇聯在談判中的行為就開始有了大幅度的變化。其次，在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全力支持下，蘇聯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時間中，繼續投入數十億美元，向古巴、敘利亞、埃塞俄比亞、越南等扈從國提供軍事裝備，而當時蘇聯的國庫幾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圖說服戈爾巴喬夫切斷對卡斯特羅的石油供應，而蘇聯的激進改革者甚至建議與邁阿密的反卡斯特羅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爾巴喬夫從來沒有采取這樣的措施，盡管這樣做會贏得美國實權派中許多人的支持。

當時，有許多學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廢除蘇聯的舊制度，那就沒有辦法進行改革。盡管如此，從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主義模式向後共產主義的威權主義模式的逐步過渡還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國發生的那樣）。一個得到黨內高層務實派支持的領導人，本來是可以把國家財產逐步私有化的。在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共產黨的書記和部長們搖身一變，成了銀行家和富有的寡頭，這一突出的現象使得一位觀察家表示，甚至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時候，“黨的高級官員”本來就準備“隨時把馬列主義整座大廈送進地獄，要是這樣做才能夠幫助他們保住自己的地位並繼續其事業的話”。戈爾巴喬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攏那些老官僚，而是帶領蘇聯社會越過黨的官員，進入“民主時代”。這種“民粹主義”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恢復了元氣。不過，後者幾乎是立即就轉而激烈攻擊這位蘇聯領導人，並開始支持政治分離主義運動並煽動社會騷亂。這一點，再加上被疏遠的黨政官員的蓄意破壞，使得戈爾巴喬夫處於一種懸空狀態，在政治上得不到實際的支持。由於在國內得不到政治上的認可與支持，戈爾巴喬夫就越來越多地到國外去，到西方領導人那裏去尋找這種認可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