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玉珍和丈夫在夏威夷生活一年之後，一個消息從茂宜島——那兒有大量華工在種植園裏做工——傳到了火奴魯魯，整個華人社區都為之惶惑不安。華人聽到的消息是這樣的：在一個炎熱的黃昏，有位跛腳的老牧師拄著手杖闖進了當地一座供華工使用的臨時佛堂並搗毀了祭壇。有個當時正巧待在廟裏的女人說：“那個小個子拿著手杖，見什麽打什麽，把觀音像都推倒了，還撕碎了黃表紙，沖著我們大叫大嚷。大家不肯離開佛堂，因為那是屬於我們的佛堂，是我們辛辛苦苦修建起來的，他們一分力也沒有出。結果他的怒氣就沖著我們來了，他還想用手杖打我們，嘴裏不停地喊叫。可他畢竟是個老人，躲開他的攻擊並不太難。”

華人普遍覺得，這次事件不過是種植園種種艱辛生活的另一明證。老人的突然襲擊引起了華人的諸多義憤。隨便找個華人問問，不管是原住民還是客家人都異口同聲：“難道白人不敬神嗎？”華人和白人之間的隔閡更深了。

在白人看來，襲擊佛堂理應受到譴責，茂宜島和其他島嶼上的種植園主很快便將一筆筆數額不大的捐款匯總，送到了受辱華人的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襲擊事件引起的惡劣反響。惠普爾醫生以種植園代表的身份親自去了一趟茂宜島安撫華人勞工。就這樣，人心惶惶了幾天後，雙方又恢復了相當不錯的關系。雇用了華工的白人種植園主全都只得忍辱負重地安慰那些外來戶說，隨便保持什麽信仰都可以。因此，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群島上洋溢著名副其實的宗教自由氣氛：公理會教徒、天主教徒、聖公會教徒、摩門教徒、佛教徒和儒家信徒，全都平起平坐，相敬如賓。

華人中的騷亂漸漸平息了下來。白人種植園主現在得考慮老態龍鐘的艾伯納・黑爾的問題。第一代白人移民家庭的後代，如休利特家、惠普爾家和霍克斯沃斯家的孩子們，在火奴魯魯開會商議到底該拿這位老人如何是好。有個休利特家的孩子開誠布公地說：“那種瘋狂行為著實可嘆，他揮著手杖大發脾氣，嘴裏還喊著什麽‘大逆不道！肮臟墮落！’這幾乎將我們與華人多年的交情糟蹋得精光。我們得讓這個老糊塗守點規矩！”

“這與多年前他對待夏威夷人的態度如出一轍。”布羅姆利・霍克斯沃斯說，“那天晚上發生的事無人不知，就在我母親和她哥哥結婚時，他沖進婚禮現場，揮著手杖到處亂抽，把神像全砸壞了，場面簡直是一塌糊塗。到現在，他還以為那是在對抗古老的夏威夷天神。”

“總得有人去告訴他，世道變了。”一位惠普爾家的兒子堅持說，“砸壞夏威夷的神像也就算了，反正也沒什麽損失，可在我們哄華人勞工開心的時候，偏偏去破壞佛像，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人們都扭頭看著大衛・黑爾：“你能不能跟老人家說說，大衛？”

“我做不到。”那個機警的年輕人含糊其詞地說，“我跟父親早就講不清道理了。”

“說真的，我們應該送他離開茂宜島，這樣，問題就徹底解決了。”布羅姆利・霍克斯沃斯提議，“決不能放任他一個人待著。他毀了海員們的小教堂，還隨便幹涉華人事務。真是個能惹禍的家夥，我同意大家的意見，大衛，你得跟老頭子談談，勸他住到火奴魯魯的小屋裏，好讓大家能盯著他。”

“我試過了。彌加也試過了。一說到讓他離開茂宜島，他就說什麽都聽不進去了。要是你直接問他，他就固執地說：‘我的教會在這兒，我的墳墓也是’之類的話。”

“誰的墳墓？”布羅姆利・霍克斯沃斯問道。

“我母親的墳墓，還有你祖母的。”黑爾家的小兒子緊張地說，“他照料著那塊墳地，除草澆水，時不時還去那座他自己修建的舊石頭教堂布道。不過我看那位牧師巴不得他趕快離開茂宜島。”

惠普爾家的一個兒子說：“咱們有一說一，看看這件事到底怎麽辦才好，讓他一個人離開茂宜島對咱們不利。外人看上去，就好像咱們把他攆走了似的。好像因為他老糊塗了，咱們就嫌棄他。我知道這並不符合事實。我父親明確邀請過黑爾牧師跟他同住，還有你的母親布羅姆利也邀請過他。當然，咱們都知道，彌加和大衛也請他過來一起住。所以咱們並沒留下什麽把柄，過去也沒有把柄。可即便如此，人們還是少不了指責咱們，說咱們讓他孤零零住在那座亂七八糟的小房子裏。”

“現在他要去幹涉華人的事情。”霍克斯沃斯家的一位年輕人說道，“他就真得靠邊站了。”

於是大家提議，派惠普爾醫生再去一次拉海納，跟艾伯納講明利害關系。於是詹德思和惠普爾商店那位斯文儒雅、頭發花白的老店主只得又不情願地登上“吉拉烏艾”號，一路顛簸著穿過那條險惡的水道來到茂宜島。他還沒走下碼頭，就看見那位站立不穩的老朋友用拐杖像小雞啄米似的分開人群，拉住一名船上的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