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雍正與外國

在雍正眼裏，一般人信仰天主教還可以理解，皇室宗親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簡單，皇權受命於天，你相信上帝，置天與皇權於何地？

開放海禁

如果說明朝與東南亞諸國的關系更近的話，那麽自清朝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顯得更加密切，盡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對外思想基本上是繼承康熙的，但是也跟康熙有些不同。康熙對於西方的傳教士采取一種非常理性的態度，一方面利用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反感他們傳播天主教，尤其對教皇格勒門企圖幹涉中國內政表示厭惡。

清初有兩次禁海令，第一次發生在順治朝，結束於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撤銷之後，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港口。很快，海外貿易就繁榮起來，中國商人和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日漸頻繁。

本來形勢一片大好，後來卻出現了問題。

這個問題就跟現在有些留學生不回國一樣，康熙很快就發現，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來的卻不過五六成，對於清政府來說，這就相當於大量的財富和人口流失海外。中國古話說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辦法是什麽？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頒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禁止中國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國船只來中國，但是卻嚴格禁止中國商人去南洋經商。只進不出，充分體現了封建統治者的思維方式。

禁海令顯然不利於貿易的發展，沿海的許多商民對此很不滿，結果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發現就行。

直到雍正繼位，海上走私依舊猖獗。台灣官員藍鼎元是一個反對海禁的學者，雍正二年，他上書說：“福建、廣東沿海等地，人稠地狹，耕地不足，當地居民靠海謀生的十有五六。他們往往在內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這些手工品在內地是隨處可見的便宜貨，但是如果運到外國，就可以當成珍稀物品來賣，每年都能賺取巨大的利潤，這就為我們中國斂聚了大量的財富，光是海關收入這塊就不小了。禁海之後，百害無一利，只會讓沿海居民越來越貧困，迫使以前的商人變成遊手好閑的人，最後變成盜賊。”

藍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員的觀點，但是雍正堅持康熙的路線，認為海禁政策寧嚴勿寬。藍鼎元的說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沒有解決問題，怎麽解決許多商人不回來這個問題，商人不歸國家的稅收就少了，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鬧饑荒，許多地方出現搶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員借此再次提出開放海禁，以緩解饑荒。

福建巡撫毛文銓奏稱：“往年開洋之時，有很多洋船到廈門，各省的商人都到廈門來貿易，稅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來，幾乎就沒什麽稅收，懇請皇上開放海禁。”

閩浙總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這地方地狹人稠，沒多少田地可耕種了，許多良民選擇上梁山。開放海禁讓他們出海貿易多好啊，富人可以當船主，貧窮的人可以當水手和舵手，一條船可以養活上百人並且還有余錢留給家屬……”

在沿海官員的輪番上奏下，雍正終於松口了，同意了高其倬的要求，準許福建對外貿易，這一年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不過，雍正是非常保守的，他開放福建的海禁後，仍然對其他省進行海禁。在頒布這項旨令的時候，雍正還為康熙解釋，說康熙過去實行海禁是體恤百姓，怕內地的人民轉徙到外地。

這次開放海禁還有限制條件，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出海的港口也有限制，只能在指定的港口出入，方便政府收稅。同年，雍正又開放廣東海禁。雍正七年，李衛上奏說，浙江和福建相鄰，福建開放海禁，浙江商人肯定不舒服，可能會偷偷跟著福建商人一起進行海上貿易，幹脆讓浙江跟福建享受相同待遇吧，雍正遂同意開放浙江海禁。

開放海禁之後，雍正又作了一些專門的規定，出口船只必須按規定時間來回。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不能按時回來的，雍正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是因為賬錢沒有收清，可以到來年六七月回港；如果是被大風刮到其他省的，可以讓該省的官員蓋個印，說明情況後回籍；如果是被風浪刮翻沒有證據的，可以找到幸存的乘客，或者鄰近的乘客，了解情況後登記在冊。如果故意捏造情況，推遲回港的船只，一定嚴加查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