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義和拳的“神化”之路（第3/4頁）

戊戌變法本來就是去破解這一切難題的，然而變法又很快被扼殺，無疾而終，卻也讓人發現，腐敗的源頭原來就是出自皇宮之中，出自於黨爭，出自於落後的政治體制。這種挫敗感深深地刺痛著清國的人們，再加上基層官員又是這樣不作為或者亂作為。在基層的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百姓們發現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兩條了：一條是奮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團的分贓圈；一條是已經確認自己無法通過正當競爭去獲取利益，只能去另辟蹊徑。一旦失去對規章制度、倫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對暴力的恐懼以及崇拜：在這個亂世，其實就是比誰更流氓，老子沒爹沒娘，有些流氓，你能奈我何？

而暴力的極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標榜神力並不能讓拳民真正強大起來。就拿信仰來說，他們信仰的也並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某種利己的“力量”，這正是弱勢心理的完美體現。

所謂弱勢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為他們相信的並不是自己，而是虛幻中的“強者”，只有依賴強者，才有希望破格獲取，以最短的時間、最低的代價（降神）去獲取最大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看來，義和拳的出現決不能當作“民族意識的覺醒”，真正的民族意識是建立在現代公民人格基礎上的，現代公民人格重要的前提是“獨立”（人人獨立，民族和國家才能獨立）。而“扶清滅洋”不過是幾千年來，先幫助朝廷，然後依靠朝廷，不受欺負過好日子的傳統“依靠”思想。

接下來，朱紅燈就要帶領大家行動了，“滅洋”的第一步是——鬥法。

無力滅拳，慈禧連撤山東巡撫

1899年，這也是一個大災年——跟上一年的大水災不同，這一年是大旱災，而且是很嚴重的一種旱災——春旱。

進入新年後，老天爺滴水不下，連月的烈日造成土地幹涸龜裂，往年正常的春耕春種被打斷了。村民們聚在一起無所事事，又開始憂心起本年的夏糧秋糧。

朱紅燈帶領拳民求雨，而與此同時，教會也在組織教民求雨。朱紅燈等頭領到處宣揚“神助義和拳可得雨水”。而教會也在到處告訴大家：只要加入教會，成為教民虔誠信教，上帝一定會“將甘露遍灑人間”，並且有上帝的庇佑，拳民即使到教堂放火，火也“燒不起來”，拳民搶劫教民，上帝定會來懲罰拳民！

這是一場本土組織與外來集團的PK，為了壓過對方，他們必須宣揚自己，爭搶信徒！

在當時普通百姓們的眼裏，這就是兩個差不多的組織，誰的“法術”更靈，誰更親近，他們就跟誰走。一個向本國的神仙求雨，另一個向外國的神仙求雨；一個宣揚“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另一個宣揚“上帝的意志無處不在，水火不進”。它們有什麽區別？在當時拳民和教民的眼裏，對方都是不可理喻，都是“邪教”。

在這樣的心理驅使下，教會擁有洋槍洋炮的事實反而在百姓們和拳民們心目中被淡化了。是的，洋人手中有洋槍洋炮，很厲害，但它們很可能也只是來自西方“法術”中的一種，而古老的中華法術是可以打敗它們的！百姓和拳民們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經是以近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世界，教會雖然也在宣揚“神”，但在關鍵時刻，它們是要用鋼鐵大炮來體現“上帝的意志”的，而不是大清子民手中的長矛大刀。

由於對“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對自己和對方認識不夠，拳民被自我催眠了。從事實上說，這是一種比“降神附體、刀槍不入”更大的催眠，“刀槍不入”還只是防禦，而認為對方“不過如此”則會激發人們的鬥志，由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進攻！

大量攻擊性的傳單開始在齊魯大地上出現：

“只因天主爺、耶穌爺不遵守佛法，大違聖道，今上天大怒，免去雨雪！”

“我們是上天派來的，來收拾作惡的洋鬼子！”

“殺了洋鬼頭，猛雨往下流！”

朱紅燈率領無事和無糧的拳民轉戰10多個村，見教堂就燒，燒完再搶，騷亂進一步升級。雖然老天爺就是不給面子，雨一直沒有下，證明了無論是拳會還是教會的“法術”都不靈，然而，“神助義和拳”的親近感和加入拳會的實際利益還是帶來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教會緊張了，在北京，各國公使不斷對總理衙門施壓，山東的教會都在大量購買槍炮，加強武力戒備，官府出動越來越多的兵馬彈壓。

然而，由於拳民人數越來越多，各地“剿拳”不力，更大規模的民教騷亂一觸即發，整個山東都成了火藥桶！朝廷又拿出了應對危機最常用的一招——撤官。1899年3月14日（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三辛巳日），山東巡撫張汝梅被撤職。這是繼李秉衡之後被撤掉的第二任山東巡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