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緊急叫停立憲改革，新一輪黨爭即將開始（第2/8頁）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並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天皇雖然名義上統治全日本，但基本只是個擺設，權力被幕府把控，幕府下面又有多個藩在割據，最底層的日本人大多只知藩主而不知天皇，這種狀況類似我國周代的諸侯分封的“封建時代”，也類似歐洲的中世紀。在經武力“倒幕運動”統一日本之後，年輕的天皇睦仁被各個利益集團聯合扶上最高領導者的舞台（倒幕時打的就是天皇的旗號，不得不扶），隨即組建明治政府，開始明治維新，他們很快從中國的秦始皇那裏學習了郡縣制（廢藩置縣），從國體上鞏固了統一。這就是說，要說到在中央集權，此時的日本才“發展”到中華帝國2000多年前秦朝時的水平。沒辦法，那時候的日本很窮，想中央集權也完成不了，農業社會的經濟就是靠地盤和自然資源說話的。

而在從中國搬來郡縣制的國體之後，明治政府掉頭把目光轉向西方世界，一方面發展近代工業，一方面去搭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政體。當時他們發現世界上的強國大多都是憲政國家，於是在1882年，日本派出了以伊藤博文為團長的日本考察團前往美、英、德等考察學習，伊藤博文首先要做的是為日本的立憲改革確立一個學習的對象。

伊藤博文等人首先排除了美國，原因是美國是移民國家，美國人沒有他們的“天皇”，國體采用聯邦制。然後排除了英國，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憲政國家，與日本不同，它是自下而上實現憲政的，一幫通過工業革命先富起來的人組建了議會，連當時國王也是議會喊來開會的，英國國王在後來幾乎沒有什麽實權，只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征，被稱為“虛君”，這也不是日本想要的。最後確定的是皇帝保留部分權力、與內閣和議會相互制衡的德國模式。自此之後，日本就開始專心研究和學習德國憲政，伊藤博文率團考察歷時一年半，僅在柏林大學聽取憲法學家授課就花了半年的時間（差不多和大清五大臣總考察時間相等）。然而，等到伊藤博文等人起草的明治憲法出台時，一切卻讓人大跌眼鏡了，這就是明治憲法賦予了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力，規定“天皇領導一切”，這下倒好，日式的君主立憲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權力，反而強化君主的權力，表面看來，這實在是“很奇葩”。

然後不得不說，正如後來的老袁一樣，伊藤博文對憲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設計的正是一條具有日本特色的憲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開始的洋務運動，它和明治維新有很多在起點上的區別：日本需要迫切地解決“統”，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加君主專制體制；日本天皇是個弱勢群體，實際權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權力則嚴重過剩；日本的改革其實是新興的領導層要拿過去的舊勢力（藩主、武士階層等）開刀，很難，而大清的改革是現有的領導層要拿自己開刀，更難。大清這種情況下改革內生的動力是很小的，阻力是很大的，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朝廷幾乎下意識地把解決當時內憂外患的統治危機當作了目標，並且不知不覺就成了最高目標。可以說，在大清朝廷對於洋務運動的“頂層設計”之中，國家的真正強大、人民的真正富裕並不是首選項和必選項，這只是附帶選項，變法的首選項是為了加強皇權統治基礎而去尋找外部支持，必選項是大清江山永不變色，永遠維護愛新覺羅的統治——這才是無論有多麽大的內憂外患中都要不惜一切代價保障下來的。

於是乎，洋務運動以“先國富，再民強”為路線，政府掌控經濟，依靠的是官僚集團，對民眾卻有相當的懷疑和防範，只學習技術、購買武器不涉及變革政治體制制度的原則提出來了，老百姓獲取資源發財的機會和手段可以因為洋務運動而有所放開，但說到底是必須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鐵路、電報、輪船等被引進了，但無一不是“官辦”或者“官督商辦”。在朝廷看來，以官府來掌控這些被引進的技術以及衍生的資源和財富，才是對過去幾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從而最終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種換湯不換藥，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機會去各自發財了，一切都交給“市場”了，那還會來找官府嗎？還會聽官府的話嗎？這樣做的結果只怕是“市場”的經濟指向“市場”的政治，幾千年以來，強勢官府從未向世俗社會低頭，這一切自然不能變——說得直接點，根深蒂固的君主專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務運動的“頂層設計”中，也許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會讓他們無所適從！

總之一句話：大清之洋務運動，非國家之強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萬年！經甲午一戰，這種所謂以行政權一權獨大有效調動國家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弊病顯露無遺。洋務運動沒有證明君主專制體制的合法性，它只證明了改革這種體制的合法性，只證明了在這個古老帝國的土地上，以民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後與明治維新不同的改革結果也表明：集權和立憲，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權中無法立憲，只會離立憲越來越遠，摧毀立憲的一切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