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緊急叫停立憲改革，新一輪黨爭即將開始（第3/8頁）

好吧，現在讓我們來替老袁總結一下吧，明治憲政表面“很奇葩”，實際上對憲政“價值觀”卻有深刻理解，結合日本的歷史和實際，堅定地走“有日本特色的立憲道路”，該改的一定要改，不該改的堅決不改。明治維新其實並不亞於一場革命，它造成了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平叛西鄉隆盛的西南戰爭），戰死人數過萬，流血遠超過大清5年後的辛亥革命，可它還是成功了，可以說，正是因為它的“大方向”對了。

現在老趙等人應該清楚了，老袁只是沒有學習明治維新“天皇領導一切”的表面，而是學習了明治維新之實，學習了憲政的“價值觀”。他的方案和明治立憲一樣先設置責任內閣，只是因為大清和日本的立憲之路都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是大清和日本共同區別於西方國家的地方，而正是由於朝廷的改革要拿自己開刀，如果連“天皇領導一切”的表面現象也要照搬，那大清進行的應該不叫立憲改革，不過是想在皇帝集權獨裁上又加上一個憲法的封套，便宜全占，義務沒有，還成功地引入了一個強國的“國際慣例”！

誰也沒有想到，最終能夠突破“救亡”這種局限、摸到憲政“價值觀”邊的人，竟然就是沒出洋的老袁！從根本上說，老袁的這個方案恰恰也是在反思洋務運動的基礎上，去堅定地走“有大清特色的立憲道路”。如果非要說它在實質上更接近於當時哪一種模式的話，那就是對皇權有所限制的德國模式。明治立憲原本就是學習德國模式，不知日本何以為興，焉知大清何以為衰？用老袁自己的話來說，“朝廷學習國外的立憲，是吸收這個成果，並不需要連過程都一樣”。即便如此，袁世凱同樣沒有照搬德國模式，前面我們說過，老袁設計的方案其實不只是“三權分立”，而是在把審計權、行政仲裁權獨立出來之後造成了“五權分立”，也許連老袁自己都不知道，在這方面他竟然還有一個與他見解神奇一致的知音，這個人就是孫文。

以後我們會講到，此時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人，他們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許多幫助，但孫文等革命黨人從來沒有把日本的政治模式當作自己學習和仿效的榜樣，這也是因為孫文已經見識過西方世界，同樣對當時西方國家的政治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史料記載，幾乎就在老袁和他的團隊提出這個方案的同時，在海外的孫文也開始形成他那個版本的“多權分立”思想，後來孫文把他這個版本的思想概括為——五權憲法。

關於這個“孫文牌”的憲政思想我們還要在以後的故事中詳述，簡單來說，孫文認為，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只有選舉，沒有選拔官吏的考試，這就會造成一些油滑之徒當選，而一些能力很強卻不善演講拉票的人落選，所以還必須在“三權”之外再分出選拔官吏的考試權。

與此同時，當時的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也會造成議會過於強勢的局面，影響了政府的效率（比如當時的英國），孫文認為還必須分出對各權力機關的監察權，監察權力平衡的狀況，這就構成了“五權分立”。孫文常常對周邊人說：“五權憲法乃兄弟我所獨創”，但他並不知道，在朝廷體制內竟然還有一個神奇的知音，這就是袁世凱。

以上這些情況很復雜，但也能越辯越明，這也是皇室子弟載澤等人最後能夠支持老袁的原因，相信這些情況趙炳麟等人也並不是不清楚。就在官制改革之前，14位“編輯”就制定了幾條指導方針，其中有一條就是從現實情況考慮，此次立憲改革暫時不涉及國會，這是大家的廣泛共識，而老趙等人卻在方案出台後倒打一耙。老袁想不想當內閣副總理不清楚，只是如果按照分職專任的原則和憲政框架，如果當了內閣副總理大臣，他恐怕必須交出北洋新軍的軍權，北洋新軍可以說是老袁一手帶出來的，內閣副總理大臣和“軍權”哪個重要，按照私心的角度，這恐怕也要考量吧？老趙不知道的是，如果說他懷疑老袁是出於強烈的私心來推進憲政改革，那麽他自己同樣也擺脫不了出於一己之私才反對的嫌疑：他是維護朝廷意識形態的禦史，立憲之後能夠插上一嘴的事情大大減少，甚至將來首先要被淘汰的就是他們這幫人。如此看來，別人也可以說你老趙不過以國會未開為幌子，是阻止立憲的“假立憲派”！

改革有多難？妥協是比較難的，體諒是比較難的，千年的專制王朝，形成了它獨特的文化，僵化的體制造成了僵化的思維，僅有的一切都來之不易，所以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

載澤行動了，他生怕這來之不易的立憲改革流產，再次上折子向慈禧解釋總理大臣權限問題，並請求召對，親自為慈禧釋疑。然而，載澤始終沒有被召見，奕劻和袁世凱倒是被召見了。但慈禧沒給老袁說清方案的機會，只是把那些彈劾和反對的奏折丟給了他們，讓他們自己看。一向還算堅強的老袁突然變得悲憤莫名，他跪請慈禧，幾近哀號：“太後，讓這些阻礙立憲的人退休吧！朝廷養著他們！”